爱华网实验有助于揭开社会或者心理世界的隐秘:变成“囚犯”的人有一段痛苦的感受，实验组织者惊恐于变化的轻而易举，变成“看守”的人也明白了行为的变异。 刘洪波
这是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开始，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汤米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通过报纸广告应征体验为期两周的监狱生活，像他这样的应征大学生有70人，经过测试有24名身体健康、情绪稳定、遵纪守法的幸运儿入选。硬币抽签后，9人成为看守，9人成为囚犯，6人候补。实验进程超乎寻常地顺利或者说不可忍受，使得实验在第六天就不得不宣布结束。 “看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但都尽可能快地从温文尔雅变得盛气凌人，他们惩罚囚犯，从不许吃饭、睡觉、洗漱，到要求囚犯直接用手洗厕所，踩在囚犯的背上要求做俯卧撑，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关禁闭，强迫囚犯玩跳山羊，甚至强迫“囚犯”模仿动物交配。“囚犯”方面，3天之内有5人因出现情绪激动、思绪混乱等应激反应而退出。这些从未因有过牢狱体验甚至没有参观过监狱的大学生，在短短的6天里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他们只能被动回应，并且开始相信真的低人一等。 组织实验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也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实验有助于揭开社会或者心理世界的隐秘，但就“体验”来说，应该说是残酷的，变成“囚犯”的人有一段痛苦的感受，实验组织者惊恐于变化的轻而易举，变成“看守”的人也明白了行为的变异，“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 “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种解读方式。制服使一个人的行为匹配于狱警或者囚犯。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充当着一定的角色，并不靠制服来分配，而是靠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父亲与儿子、医生和病人、上司和下属、男人和女人等等。社会生活的角色分配远比实验直实或者说坚硬，实验可以宣布终止，你可以轻易摆脱“看守”和“囚犯”的分配，那毕竟是一种“虚拟实境”，但社会生活不可终止，你在互动关系中生活，问题只是，如果你恰巧担任或摆脱不同的角色，你会变成怎样的人？ 解读的可能性还有多种。例如，监狱实验也完全可以被设想为一种无伤大雅的游戏，在一个共同认可的规则之下开始，但游戏是否会结束？实验中，组织实验的人具有“全能者”的身份，他可以宣布实验终止。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游戏，那么，“看守”是否愿意去结束他们对“囚犯”的管制？社会角色“只是分工不同”，但分工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 与角色扮演相联系的概念，是情境。不合情境、不合环境的角色扮演会产生问题，甚至可能被视为精神病，如同我们有时看到精神病人在路口扮演警察指挥交通。但大量情况下，角色与情境是配合的，这包括角色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包括环境造就角色的行为。小而言之，一个肮脏的环境制造了更多的肮脏行为；大而言之，一个腐败的氛围引发了更多的腐败，如此等等。 也许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环境的总成，人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认识，在这种思维里，“大多数总是好的”，只要剔除不好的“极少数”就行了，恶只是极少数人的特质，并且可能科学地解释这是由基因决定。刚开始，大家都是好人，但第二天，“看守”就行凶作恶，这是实验结果。 人们很少设想“好人放进了坏社会”，而倾向于设想“坏人破坏了好社会”，这大概是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的基本设想，证据是“大多数人都正常生活”，而忽视大多数人可能都在不正常地生活。“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菲利普·津巴多说。但其实，制度确实有外层，而且不止一层，有些是直白式的，有些是隐喻式的，构成自身合理性证明的八卦阵，使“坏社会”或者“坏制度”的问题，歪曲为“坏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