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实上，他们在担任代课教师的数年间，从未与凤凰县教育局或所执教的学校签订过任何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以往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前，都是学区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去开会，布置好学期工作、领回新书后，我们就开学了”。这是一种松散的劳动约定，“学区不叫你上课，就等于你失业了”。 “非法办学”？ 凤凰县政府督学主任王春芬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地一份有关代课教师的关键性文件是“湘发［1999］7号文件”(以下简称“7号文件”)。 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在1999年3月27日发出标题为《关于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的“7号文件”规定，该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中第一条即是“坚决清退乡镇非在编的临时雇请人员(包括代课教师)”，具体阐释为，“对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临时雇请的非在编人员(含代课教师)一律予以清退。各地可根据被清退人员服务年限和当地财力，酌情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有关补助的办法和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这项任务必须在1999年6月底(代课教师可延至7月中旬)以前完成”。 “凤凰县是严格按政策执行的，在省里的‘7号文件’下达后，凤凰县从1999年以后就没有代课教师了”，主要参与该项工作的黄庆翔强调，“在1999年7月中旬以前，全县清退了780多名代课教师”，“当时的补偿，就是给了他们每人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那时是每月106元，由县财政支出”。 龙玉福则表示，他从未拿到过这笔“补偿”，他给记者看了他在1999年的农村合作社存折，当年1月至7月28日，他的工资一共为535.8元，“根本没有同时发两个月的工资”。 2007年12月27日，禾库区7位代课教师找到凤凰县教育局，一位官员跟他们讲，“还有一个多月才放寒假，你们还是先回去上课，学生要考试了，等放假再说”。 2008年2月20日，凤凰县30多名代课教师再次找到该县教育局“反映问题”。该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跟龙玉福说，“你们禾库的不是老师，别来了”。 龙玉福的心，“被狠狠戳中了”，他当场落泪了，“干了大半辈子，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这一天的座谈中，吴艺伟还记得当时一位县教育局的领导称，“整个县有一两百名代课教师”。 但在6个月以后，让他意料不到的上述“非法办学教师”调查报告随即出炉。 黄庆翔解释，之所以将吴艺伟、龙玉福他们定性为“非法办学”，是因为在1999年以后，凤凰县一共有39名“自己愿意办学”、经费“自收自支”的教师，“他们应该到县教育局职成股去备案，申请民办学校的资格证，但是包括九龙寨小学、早齐小学在内的这些学校，都没有备案”。 但是，对吴艺伟、龙玉福、吴文忠、石杰华，这几位将自己的人生与乡村教育事业紧密相连的代课教师而言，他们彻底懵了。 1998年，吴艺伟在新湾小学做代课教师，他在学区的会上听说过一次有关“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宣布，“那时我感觉这和我没什么关系，也没在意。我没感觉我们被清退了，因为他们还继续用我们。每年开学之前，我们都要到学区去开会”。 到1999年，一些代课教师默默地离开，吴艺伟的确感觉代课教师人数减了很多，“那时片完小、中心完小的代课教师已经微乎其微了。而我们呆的地方太偏僻了，代课教师人数就没有减少”。
那一年清退代课教师时，没有人通知他们离开，他们接到的是书面的“开学通知”，同样，他们也没有拿到过任何“清退补偿”，“还是每个学期让我们去学区开会，继续给孩子上课。考试也是学区派老师来监考，统一阅卷”。即使在2007年以后，他们也是“经过学区、县教育局的同意，才开的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资始终是学区统筹统管，从来没有拿过学生的钱，收的钱都上交给学区的财务部门了”。 他们坚持，这么多年来，他们就是“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早齐小学怎么就变成民办小学了？”在龙玉福的印象中，覆盖附近5个寨子的早齐小学，在历史上就有公派教师下来任教过。 而在2001年，龙玉福曾一度动过将早齐小学申请变更为民办学校的念头，他去凤凰县教育局咨询，但是“县教育局没有批，工作人员跟我说，早齐小学只能办成公办学校，因为你们就是代课教师”。黄庆翔后来对记者解释，那是因为早齐小学“不符合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甚至在此前的2007年1月18日，湘西自治州教育局工作科还下发了当年“湘西自治州中小学教师管理数据库信息采集卡”，要求他们填写，其中的“填表说明”中清晰地显示，“‘归属类别’分为行管人员、教研人员、教学人员、代课教师、实验人员、后勤人员”。 “如果他们说1999年就没有代课教师了，为什么还要注明有代课教师这一类？”龙玉福大惑不解。 路在何方？ “每个月才几十块钱，如果我是吴艺伟，早就打工去了！”凤凰县教育局一名官员对记者如此感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1998年全国“普九”验收之际，为了保证入学率，早齐小学、九龙小学等“一人一校”的境况，曾被凤凰县教育局定性为“教学延伸点”。 以巴几寨为例，该寨326人，一共62户，在1998年全国“普九”时，巴几寨的30多个孩子常常到10岁、11岁才去附近的吉云片完小读一年级。“我们这些学校的产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如果没有巴几小学，将会影响到整个乡镇‘普九’的入学率”，在石杰华的印象中，1998年至2002年，正是抓“普九”的关键时期，那是，作为代课教师的他们，即便在周六、周日都没有休息时间。 黄庆翔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凤凰县目前在各个乡镇“集中办好寄宿制小学”，“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村小，都要拆并”，最近几年，县里给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寄宿制小学生每人每月60元的生活补贴，“全县计划每年给寄宿制学生拿出50万元生活费补贴，由县财政追加，用于解决村小的学生读书难的问题”，而整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办好全州的寄宿制小学，“准备拿出3亿元，正在实施中”。 拥有15000余人的禾库镇仅有九年制学校1所，片完小2所，村小12所，而凤凰全县在校学生大概有2000余人。 而在吴义伟看来，七八岁的孩子如果到镇完小去读书，“他们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理”。 黄庆翔也承认，凤凰县山区的一些自然村寨位于深山之中，至今条件依然艰苦，“公办教师往往派不下去”，而如果那些高寒山区的孩子入学不方便，家长就会让孩子们延迟入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吴艺伟在内的代课教师确实补充了当地教师资源的不足，他们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吴艺伟他们热爱这个工作，始终不愿意放弃。这么多年‘非法办学’没有取缔他们，就是考虑到这些现实原因，既避免矛盾激化，也让他们有一个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 从2009年下学期开始，吴艺伟、龙玉福他们没有再开设四年级以上的班级，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全部集中至凤凰县中心完小或片完小上学。 在更大的层面上，教育部承认，目前全国仍有代课教师31万。这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 凤凰县政府督学主任王春芬向记者强调，目前人口40万的凤凰县，其县级财政主要负责全县1万多名公务员与教师的工资支出，“凤凰县基本上是温饱财政，人均GDP和北京、上海是不能比的”，因此，“需要国家统一出台代课教师的相关政策”。 黄庆翔亦表示，对于九龙寨、早齐小学，县教育局“某种程度上是默许，也不公开取缔，让他们找个生活费”，“对于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等于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打鸟策略”。他解释，凤凰县的县级财政目前首先解决的是现有公办教师的“人头费”，“这些‘计划外的’，从哪边开支？” “非法办学”、“取缔”这些关键词，显然伤了吴艺伟、龙玉福等人的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吴艺伟最为缅怀的时光。那时，代课教师在乡村社会中声望颇高，代课教师每年还有二三十元的“寒炭费”，“很吃香”，整个学区的教学业务氛围也很浓厚，“那个时候，只一心一意要教好书”，他每个礼拜至少要到禾库学区开两次会、学习，常常是下午5点多放学后，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去镇上，晚上9点多开完会后，一个人燃着火把翻越腊尔山，凌晨才到家，“胆子就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在村里教“扫盲班”，白天给孩子们上完课后，“晚上全村大大小小都来上夜校，那时觉得很有劲头”。在2007年12月，凤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曾对禾库等地的教师问题做了深入调研，他们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报告提出，“边远偏僻村寨的孩子难以集中到片完小就读，如何保证边远偏僻村寨的孩子们全部上学，并享受良好的教育，值得全社会关注”。 但是这份调研报告，并未改变这些乡村代课教师的命运。 山中春寒，平时忙着上课、为了生计外出打打零工的吴艺伟、龙玉福、吴文忠、石杰华，很难才能碰个头，他们一脸倦色，围坐火塘聊到凌晨夜色沉寂时分。突然之间的长久静默，是常有的。 3年下来，曾经跟他们一起到各个部门反映问题的代课教师龙玉满选择退出，当了近20载代课教师的她彻底回归一名农妇的生活，而随着龙玉满的黯然离开，她曾执教的解放村小学也宣告解散。 龙玉福常常失眠，吴文忠添了不少白发。几个汉子，最后抱头痛哭。 龙玉福感觉，他一生为教育付出的梦想，就像火塘中的木柴，曾经燃烧过熊熊的光亮，但如今即将熄灭，过往荣耀，皆成泡影，“只要给我们一个教师的名分，我们也就满足了”。 吴文忠说，他只想“找回尊严”。 2010年2月3日，他们去了县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对你们代课教师，还没有政策”。 2月26日，禾库学区通知他们参加学区的“控流保生动员大会”，学区领导让他们“领了新书去开学”。吴艺伟、龙玉福、石杰华同样签了“校长责任书”。 而他们的未来，在模糊的泪光中，如摇曳的灯影，变得更加不确定。 “我们为凤凰县的教育事业干了那么多年，现在已经老了，退也就退了，但不要损害我们的名誉”，凤凰县城的夜晚，大红灯笼通明，吴艺伟走在鼎沸的大街上，步履迟缓，他想了又想，说，“最差的结果，实在不给补偿，给我们一个书面肯定，盖个章，就可以了”。 灯火远了，人声远了。路在何方？他说，他看不到光亮，“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