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鉴于安然（Enron）、泰科电子（Tyco）等公司的丑闻，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而新的研究表明，该项立法并没有达到控制非法商业行为的目的。“法案的存在的确是必要的，”托马斯·赖斯（Thomas Lys）教授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它对美国经济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消极影响”。
从SOX法案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上可以看出，漏洞主要存在于两方面：公司仍然可以通过收入管理策略误导投资者；法案降低了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 研究小组发现，在萨班斯法案颁布后，以权责发生制会计法计算收入（accrual-based earnings）的情况明显减少，企业倾向于采取真实盈余管理制（real earnings management），这对股东很不利，但方便企业从中“做手脚”。此外，股票期权补偿比例与盈余管理数额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如果你手中握有大量公司股票，那么你操纵会计方式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股价的细微变动都会撼动你的财富。”赖斯教授解释说。 数据还显示，尽管“后萨班斯时代”的期权水平有所萎缩，薪酬奖励却急剧膨胀，激励补偿对固定薪酬的比例也在下降。究其原因，部分因为法案对CEO的责权要求更为严厉，这种转变似乎成为企业对高管的一种变相保护，董事会也鼓励CEO减少对风险项目的投资。 “我们有理由怀疑萨班斯法案是有害的，”赖斯教授重申，“条例有的时候也会偏离轨道”。但他同时表示，并不寄希望于国会会弥补法案中的漏洞，“政客们永远不可能承认犯了错，他们只会出台更多的法律来掩盖自己的失误”。 作者为Peter Gwynne 沃顿商学院 人民币基金的“本土优势” 人民币基金火了！黑石（Blackstone）、麦格理（Macquarie）、KKR集团这些全球顶尖的投资机构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这一新兴的私募股权（PE）行业上。 管理学教授拉菲·阿密特（Raffi Amit）预计，人民币计价型基金的风行，会拓宽风险资本家投资的行业范围与地理范围，“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三个省份获得了超过95%的私募股权投资。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创业板上市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开拓了一条新渠道，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也吸引众多投资者转向人民币基金。然而“美好时代”似乎只属于本土企业，而非外国投资公司。 一方面，外国机构面临的监管门槛更高。大多数人民币基金缺乏通过A股市场退出的机制。现有法律还规定，外国人不能成为人民币基金的一般合伙人，除非能得到当地政府的特批。 中国首创投资公司（China First Capital）董事长彼得·富尔曼（Peter Fuhrman）声称，“很少有外国私募投资公司能够在短期内募集到人民币基金。即使在美国和欧洲，成功的PE投资者从长期合作的有限合伙人那里募集到美元基金，至少也要花上三年时间”。他指出，本土公司的人脉网更有利于寻找投资者。 富尔曼认为，未来几年，当外国投资者还在准备创建基金时，中国本土企业已经着手将几十亿人民币投入商业运作了。“中国企业有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超越的优势。”目前，许多外国机构对人民币基金仍持谨慎态度。美迈斯律师事务所 （OMM） 的苏斯曼（Sussman）表示，“在弄清人民币基金的运作模式和潜在阻碍之前，外国基金发起人不会贸然行事”。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管理层缺乏“群智能”观念 “如果你观察过一只蚂蚁的行动，你会发现它着实很渺小无力。蚂蚁并不聪明，但蚁群却足够智慧。”生物学家黛柏拉·戈登（Deborah Gordon）谈及“群智能理论”（swarm theory，也称蚁群理论）时如是阐述。在一定条件下，群体——无论蚁群还是市场、公司——所拥有的智慧要高于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管理人员通常以为摸清群体中某些“重点”人员的行为，就能掌握复杂的群体动向，进而执行管理任务。这种错误观念显示，他们还是“群智能”概念的门外汉。 最普遍的“群智能”概念缺失表现为通过个人行为推断群体行为。我早年在华尔街任证券分析师期间，投资者、高管和媒体都在大肆宣扬每股盈余（EPS）决定公司的股票价格，而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却坚持现金流（cash flow）才是拨动股价的“金手指”。盈余派瞩目的是投资者的七嘴八舌或《华尔街日报》的一己之见，专家则侧重于市场的表现。显然，后者的信息更真实全面一些。听从单个投资者的意见，如同管中窥豹，难以具备对整体的洞察力，而市场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能够提供更为有效的资讯。 其次，管理层往往忽略群体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去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政府原以为就此可以终结雷曼兄弟财务状况不佳的市场噩梦，但银行实际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值，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风险系数骤升。即使是货币市场基金这种相对安全的领域，都受到了波及。 违背“群智能理论”还表现为注重明星效应而忽略团队贡献。哈佛商学院曾在10年间观察了1000多位“王牌”股票分析师，并追踪他们在更换工作团队后的业绩变化。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明星”分析师连同新团队的绩效都会下降，公司股价也随之一落千丈。 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层对个人行为与群体复杂性进行了错误的关联假设。要达成群体或整个系统高度的目标，必须密切关注个人层面的变化，否则很可能成为“黄粱梦一场”。 作者为Michael J. Mauboussin 哈佛商学院 股东权力又迈出“一步” 今年10月，南方保健公司（Healthsouth）通过一项条例，如果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战胜公司提名的候选人成功入主董事会，那么股东可以申请对其竞选费用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报销。南方保健这一做法成为股东权力在董事选举领域的最新突破。 传统的选举程序中，股东的投票权受到诸多限制。近年来，绝对多数投票制（majority voting）开始被众多公司所采用。据调查，目前已有超过2/3的大型上市公司采用此法——如果董事候选人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的得票数少于规定的绝对多数值，他就必须向董事会提交辞呈退出接下来的竞选。这就使得一些机构投资者有机会游说其他股东不对某位候选人投票，迫使其退出董事竞选。
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颁布了相关法令，禁止股票经纪人利用股东股份参与董事选举，除非得到股东本人的授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公司罔顾机构股东意见的可能性，限制其依靠股票经纪人支持公司提名的候选者。 为了进一步增加股东权力，SEC还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例草案，拟要求公司允许股东直接采用投票委托书（proxy card）提名董事候选人，旨在降低股东为支持其候选人而寻求代理投票的开销。但该计划随即遭到了强烈反对，公司方面声称，投票委托书会导致董事选举系统出现混乱。 如今，公司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如果不愿接纳SEC的新法令，就要效仿南方保健公司的做法，如果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需个人承担代理投票的费用，但是一旦该候选人获胜，那么公司要“偿还”股东提名及选举的开销。其实，自SEC允许股东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代替过去的信件代理投票之后，董事选举的费用已经大幅下降。 作者为Bob Poz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