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要关注并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升级。在经济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比重结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结构的全面调整中，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发挥着关键作用。从中国已有的产业格局来看，产能过剩及重复建设的问题比较普遍。在推动结构调整中，国有企业应该率先并有计划地从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实行国有资本退出，国有企业要自觉抵制为扩大资产规模而进行的重复建设类的投资活动。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产业转移也要防止一哄而上，搞重复建设。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要求看，国有企业应尽力避免进入一些与民营企业过度竞争的行业，国有资本的社会属性要求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不愿做的行业或项目。
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要引导并支持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在某种意义上，国有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应站在国际市场的高度，把主要竞争对手定位于跨国公司，与国内的跨国公司充分竞争，走出去与东道国的跨国公司充分竞争。对于2003年以来的“国进民退”，只能视之为国有企业为扩大规模而在同业中进入“前三”的一种策略，如果所有国企尤其是央企把“国进民退”当做战略，那就偏离了国有资本的社会属性。国有企业应该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目标着眼，引导并支持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 郑磊: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才是根本目标 相对来说，国有资本在对抗经济危机中扮演了“正面战场”的作用，其作用固然十分显著，但是，应对危机不能只靠几个战场的胜利，而必须有强大的“民防体系”，这就只能依靠小而众多的民营企业了 “国退民进”几年前曾因郎咸平教授声讨国有资产流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国有企业改制也曾因此而停滞过一段时间。但终究感情替代不了客观经济规律，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已经成为历史不可逆转的方向，关注的重点应在于如何公平合理透明地操作国资改制，而不是因噎废食地阻挡经济发展的大潮。 “国退民进”现象出现之后，国资管理部门对于下属企业采取了一些宏观指导措施，笔者就曾参与制定深圳市国资委对25家直管企业主业目录的制定，明确每家企业应该重点从事的业务领域，要求企业限额内的投资必须先报国资委审核，对于非主要业务的投资进行严格的审批或者不予批准。中央国资委对于大型央企也是采用这样的调控方法。在明确主业之后，可以看到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交通、军工、化工、资源、房地产、公用事业、特营专营等产业领域，形成逐步缩小或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局面。但是，这一情况在金融海啸之后发生了局部性逆转，山东钢铁整合日照钢铁、山西关闭小煤窑等事件，作为代表性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退民进”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已得到了证实和支持。在同一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低于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为新增就业的贡献率不低于90%，明显改善了产品质量和市场供应，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一支主力军。国有企业目前仍主要在资本投入高、规模大和带有公用性质的行业具有优势。另外，就是部分垄断行业仍无法容许民营经济进入。改革30多年来，应该说，国有和民营经济在整体上有了一个较平衡的组成结构，国有经济退得还不够，应该开放更多的垄断领域，降低实际进入门槛，让民营企业参与进去，对国有企业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态势，以促使国有企业提升经营效率。既然民营经济产权更明晰，责任更到位，更有活力和进取精神，就应该让民营企业进到位，充分发挥其经济推动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政策最现实的考量因素。金融危机实际上倒逼了改革的进程。中国经济的二元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出来，中央政府曾考虑减少国企垄断的调整政策，应该说，当前发生的“国进民退”现象并没有政策转向的迹象。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了4万亿救市计划，而中国经济中固有的以投资为主动力的结构，必然使得这笔资金仍主要配置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而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承接救市资金的主力队员，资金实力迅速放大。这与即使在正常时期都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形成了强烈对比。在抵御危机的“正面战场”上是国有企业，而在更广袤的战场上，是实力柔弱而生命力顽强的民营经济体。坦率地讲，不能一笔抹消“正面战场”在危机初期所起的作用，但是，应对危机不能只靠几个战场的胜利，而必须有强大的“民防体系”，这就只能依靠小而众多的民营企业了。
无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都应服从于国家利益。中国经济面临深刻调整，外向型经济中的高附加值和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比例必须提高，减少低端和简单出口加工，以应对人民币必然升值的趋势；投资仍然很关键，但拉动内需应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解决内需疲弱需要扩大就业人口，提高人均收入，解决医疗、社会保险、住房和教育这四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在产业结构上，除了基础和现代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此大量吸收就业人口。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该发挥各自所长，合理搭配，优势互补，共同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在基础和现代工业，国企和民营都应发挥作用，国有企业应充当提供公用服务的职能，起到社会福利平衡器的作用。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都应以服务于中国经济战略为依归，以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 夏保罗：关键要看能否做好增值 从长期来看，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能做好企业的增值工作才是发展的重中之重 国进民退现象实际上绝对不限于中国，这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美国现在也是国进民退，比如在银行界，美国政府对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高盛银行、摩根士丹利等等，进行参股甚至控股。美国最重要的一批银行，全部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在保险业，AIG也是国进民退；在汽车行业，通用与克莱斯勒也是国进民退。在英国也是如此，比如苏格兰银行，实际上现在变成国家控股了。在荷兰、在比利时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在中国，国进民退固然有，但民进国退的例子也很多，比如美国黑石投资中国蓝星，高盛投资双汇，最近我们中科招商接连投资三家国企，一是奇瑞投资29亿、大连机床投资6亿、龙煤投资5亿等等，也是民进国退，其他的例子有很多。 我认为造成国进民退在中国比较受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有些行业产能过剩，政府就要考虑增加某些行业的集中度，只好“大吃小”，正好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般规模偏小。如煤炭、钢铁行业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型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小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情景将是截然相反的。 二是中国特有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天花板”现象。当民企到了某一个阶段，容易出现徘徊不前的现象，管理学上说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了，上不去了，在这种时候反而需要国有化，像蒙牛被中粮并购就是这样，联想也是。因为，在中国，民营企业规模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容易缺资金，需要增加政府资源的倾斜、增加贷款等，这客观上为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比如房地产领域不断涌现的国企地王现象，关键是资金问题，因为现在的土地越来越贵,囤积土地需要大量的钱。这方面，国内最大的民企房地产公司的资金都不够，而此时国企手上有的是钱，银行也乐于把资金放给国企。 从企业数量方面谈，中国国企占企业数量的5%，但是利润占90%，从资产上看也占90%，所以不能说国企表现差。但分析国企发展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首先，贷款大量倾斜于国企，因为银行放款给国企放心一些，晚上睡得着觉；其次，政府的资源倾斜国企，尤其是垄断性资源，这一点是民营企业无论如何无法比拟的；再次，政府的政策倾斜国企，这是客观事实，最典型的是行业准入政策和贷款倾斜。 因此，不管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关键是看你能否做好“增值”，就是把估值做大，把市值做大，把一个企业的价值做大，这个东西国企需要，民企也需要，和企业性质是无关的。而要做好“增值”，其实措施很具体：第一要重组；第二要把制约公司发展的条件拿掉，公司治理、决策机制、股权机制等要规范化、合理化；第三就是创造、制定全方位融资解决方案，把短期融资变成长期融资，把高息变成低息，把不够融资变成充足融资，这是融资优化；第四是管理优化，我们叫“缺钙补钙”或者叫“短板换长板”，哪里差就补哪里；第五是上市布局，把公司搞上市；第六是国际化，面对海外市场和全球竞争。 这些都是增值服务，这才是正本清源，提升企业的价值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国进民退现象必须遵循的价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