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斌/文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能够保证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现状和社会地位 2010年初发生的两件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市新提拔了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80后，最年轻的只有23岁。此后，网民一致质疑此次选拔的公正性，从任职期限到面试程序，从学历成绩到家庭背景，甚至联系到当事人的恋爱对象，都存在可质疑的“关系”。尽管此后的调查并没有出现舞弊不公的证据，民众却对这一事件说“不”。 另一个新闻同样是在山东，山东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招聘的5名大学生，经过半年的试用期近日正式签订聘用合同并上岗成为“掏粪工”。这一事件公开后，虽然有不少人为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喝彩，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感到心寒，为了一个事业单位编制，娇生惯养的“80后”大学生居然要去做掏粪工，而且还要试用半年。 所谓80后，现在年龄最大的已经30岁了，即使1989年出生的最小的一批，也已经21岁了。在科举时代，中进士进入官场的其实多数都在这个年龄段，年龄更小的也有，比如北宋名臣晏殊就是著名的神童。 换句话说，在这个年龄段担任基层领导干部，其实并不奇怪。为什么新泰市的这一举措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呢？究其实，社会公众担心的是“公务员世袭制与封闭化”。 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能够保证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现状和社会地位。科举制虽然有种种不好，但它至少在表面上对每个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为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很窄的通道。从去年对“富二代”的愤怒到今年初对“官二代”的敏感说明，社会上对这种正常的上升渠道被堵塞的担心变得越来越普遍。 “富二代”与“官二代”一样，从小就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是强势阶层；但与“富二代”不同的是，“富二代”继承的只是私人财产，如果不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源作恶，就不会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别人最多只是眼红而已；而“官二代”继承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对其他人是有强制性的，稍不留神就对许多人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因此，社会公众对“官二代”的敏感要超过“富二代”。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法国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说，为了获取更多的专制权力,国王不断地出卖官职,建立新的行政体系替代了贵族阶层。但是换来的代价却是法国资产阶级、贵族、新兴官僚与基层百姓之间相互的隔阂。本应该承担融合各阶层、照看百姓职责的贵族和王室,因为政治自由的丧失而成为一个封闭的阶层。国王的税收、卖官等措施造成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出现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分裂,直至爆发革命。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公平和正义要比太阳还有光辉”。 而所谓公平，最起码也最基本的就是，至少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在起点上要保证公平，在形式上要机会均等。如果一边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在“干部年轻化”的借口下优先提拔，另一边是出身贫寒的人为了一个普通的事业单位编制而挤破头，这当然不能算是公平。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干部年轻化，使年轻的公职人员担任领导干部的机会大大多于以前。这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也要防止“官二代”在这个借口下从原来的偷偷摸摸走后门变成正大光明地走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