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一向信谣传谣，造谣不犯王法，却威力无比，可以使一个人身败名裂，更可让一家企业破产！谣言传得人心惶惶，当地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宁愿多花钱去买质次价高的土制面粉。 无人问津，保兴面粉严重积压。苦苦经营了一年，虽未亏空，也无盈利。保兴只得暂时停机。 年底，荣德生到苏州汇报保兴经营情况。听完汇报，朱仲甫说：“德生，我已决定重回广东任职，粉厂的股份就只能转让了。如果保兴办不下去，你仍可到广东帮我做事。” 这句话真似五雷轰顶，一下子把德生打懵了，他呐呐地说：“朱世丈，粉厂现在虽然有困难，但只要坚持办下去，打开销路，将来必定会好转的。” 但老朱微笑不语，小荣知道他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小荣立即赴上海找哥哥商量，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多方筹资买下朱的股份，增股到2.4万两，并将厂子股本扩大到了5万，这样他们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保兴也正式改名为茂新面粉厂。 反复思虑后，荣氏兄弟认识到：无锡当地每天面粉消费也不过一二百包，即使没有谣言，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另寻销路。荣宗敬让弟弟马上回无锡掌握生产，销路自己来想办法。 一天，荣宗敬在青莲阁茶楼巧遇无锡老乡王禹卿。王禹卿十四岁到上海当学徒，现在恒来油麻店跑业务，专门负责北方销售。这个人嘴能说，腿能跑，是恒来的台柱子。刚一坐下，荣宗敬就发现他脚上穿着白鞋，原来，他的母亲刚刚过世。 “禹卿老弟，你身戴重孝，难道刚刚奔丧回来？” “我是想回去，但家父不让，寄给我一双白鞋，一副束腰，来信叮嘱：‘不能在上海成就事业，母丧不必归来，就是余老死之年，也不要回青祁。’事业无成，小弟愧为男儿呵！” “老弟也不必太伤感。”荣宗敬一边安慰着，一边思忖：“此人有才有志，不可小觑！” 一阵沉默后，见荣老大气色不大好，王禹卿便问：“宗先生，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这一问就轮到荣宗敬叹气了：“唉！茂新的面粉积压了近2万包，销不出去，我能不愁吗？” 对茂新的事王禹卿早有耳闻，也顺便做过市场调查，因此他建议道：“南方食米、北方吃面；销粉如果局限于江南，当然打不开局面。如能北上山东，打开华北乃至东三省市场，不要说日产300包，就是3000包也不愁销！” 荣氏兄弟一向在南方闯世界，对北方一无所知，因此，王禹卿的话给荣宗敬很大震撼。荣宗敬一向心高胆大，办事果断。他非常认同王禹卿的看法，也非常欣赏此人的才干，马上决定重金将此人招至麾下。 他抬起头，注视着王禹卿白净的面孔，突然问道：“王先生，你现在月薪多少？” “3块银洋。”王禹卿不好意思地说。 “我给你12元，到我这里干吧！”薪水一下子翻四倍，王禹卿禁不住心跳了。荣宗敬是做大事的人，见王禹卿犹豫，他继续加码：“只要你过来，销售面粉佣金惯例为2％，我给10％，这笔钱全凭你调度。” 这哪里是招聘，简直就是重金收买呀！这样慷慨的条件，小王哪经得起诱惑，马上答应辞职！
受命之后，王禹卿立即就奔赴烟台，仅一个月，就把茂新几万包积粉全部售罄。茂新面粉厂脚跟站稳了，王禹卿也成了荣氏兄弟麾下的股肱之才。 识才 江南有句俗话：江阴强盗无锡贼。充满了冒险精神的荣宗敬，综合了“强盗”和“贼”的两大商业特性，他的志向是既做“面粉大王”，又做“棉纱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荣氏兄弟的茂新、福新面粉厂年产量达到800万包，面粉袋供应成为大问题。1916年，荣氏兄弟着手在申新添设织机，安装布机，织制袋布。据估计，在大战期间，申新仅从织造粉袋上就赚得了3个厂。 1919年，荣氏兄弟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南通太湖，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置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工人6000人、职员120多人。申新系统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由此厂试验。 在申三主持这些试验的，既不是荣宗敬，也不是荣德生，而是他们花了30元月薪聘请的总管薛明剑。薛明剑前额宽广，下巴瘦削，双目秀美而有神气。荣德生招聘薛明剑的动机，源于一个偶然的诉讼事件。 1918年，无锡筹建县立公共体育场，县知事杨梦龄委任薛明剑为筹备主任。小薛选定了西门外大仓建厂，认认真真地干起来了，不料却遭到了周边绅商的激烈反对，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荣德生的妹夫项某。双方争执不下，事情闹僵后，项某就请荣德生出来调解，不料薛明剑却一点情面也不给，不畏权势，据理力争，使反对者以完全失败告终。 荣德生虽然丢了面子，却认识了一位干才。不久，荣德生郑重邀请薛担任申新三厂总管。事情定下后，起身告辞时，荣德生不经意地又问了一句：“薛先生，你还没有问过我月薪呢。” “那就问一声吧。”薛明剑笑着说。 “每月津贴30元。” “我同意。” “你原来的薪水每月超过100元，我给你30元，不嫌菲薄吗？”荣德生心想：此人不想多赚钱，能做生意吗？在一瞬间，他聘用薛的决心几乎要动摇了。 “德先生，我投身实业界，是为了求得新学问。求学是要出学费的，您不要我缴学费，还给一份津贴，已属非分，怎么还会有菲薄之念呢！” 荣宗敬听到此事后对弟弟说：“你30块钱请了个总管，这个人不是个呆子，就是个大聪明人！” 1920年，薛明剑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申新一、二厂实习，有时也返回无锡督造厂房，指导装机。他自谓：“虚心当学徒，依样画葫芦。”他不仅深入申一、申二各部门作了调查，还一度冒充员工进入两家日商纱厂仔细考察。 不久，薛明剑写成了《申新第一、二厂学习笔记》、《申新一、二厂与日商丰田纱厂的比较研究》。一向蛮横自信从不服人的申一总管严裕坤读后说：“薛明剑对许多事物的见解，比我们身历其境的人看得还清楚！” 1922年1月，申新三厂正式开业，薛明剑正式就任总管，开始实施他的改革鸿图。 就纱厂制度革新问题，薛明剑常常和荣氏兄弟讨论到深夜。一次，荣氏兄弟与薛明剑又来了个子夜对话。 “欧战结束了，洋货将再次充斥市场，中国工商业必普遍陷入困境，我们又怎能保证‘永兴不败’呢？”荣宗敬问。 “防患于未然很必要。就工厂内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废除工头制。”对此，身在一线管理的薛明剑是深有体会的。 当时，一般纱厂的大小工头不是亲友就是师徒关系，形成一股庞大势力，工人畏之如虎，逢年节得送礼，工钱被克扣也不敢声张，女工被侮辱者比比皆是。申三总工头沈阿虎，平时很少到厂却可遥控一切；厂里其他工头，有的鸦片烟瘾大得吓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里。纱厂管理混乱，浪费严重，产品质次价高，工头制是万恶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