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市化离不开各方通力配合，需要国家高瞻远瞩，进行战略布局，需要地区发现、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形成有地区特色的文化 文 邓燕飞（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深圳农村城市化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39%的违章建筑，政府多次出台政策解决违章建筑问题，每次出台都会出现抢建风潮，去年6月份深圳出台《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对违章建筑开始全面普查登记工作，对其中的大部分违章建筑都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给予合法化。这种城中村的问题不止深圳，全国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大城市的农村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城中村并不一定不好。现在全国各大成熟城市里头也都会有以村命名的社区或街道。城市需要有成长轨迹，城中村或正是城市寻找历史渊源的最好源泉。现在问题是城市应该围绕城中村去设定风格还是城中村根据城市氛围改造性格，选择哪者要看城市的全面布局和功能定位。怎么选择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做出选择，不管谁配对谁，只要存在配对，就会稀释违章建筑。 而政府出台政策解决违章建筑时却出现抢建风潮，这跟原住居民、当地政府、地产开发商及投资者的利益息息相关，也与我国地产业畸形发展的态势有关。要解决不和谐的城中村的问题，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在协调好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城市整体布局作出规划。 我们知道，深圳城市化的一大特点是将农村直接转变成“公司”，原村长换身为董事长，各村民成为股东或董事，“公司”的资本就是土地及在土地上兴建的房产、商铺等。每年“公司”的收入包括集体土地出让金、房产出售金、商铺厂房出租金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所以这些“公司”的资本是国家制度赋予的，“公司”的利润也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因为存在明显的利益纠葛，所以不可避免存在排外。单就未经城镇化的乡村而言，如果有外姓存在，都是比较受歧视的，移民者可能是政策的硬性规定，所以原住民不能不接受，但始终不能完全接纳和认同，因为觉得外姓人抢分了他们的田地。这里仅涉及到集体田地的分配问题，人们尚且如此，所以更不用说牵涉到实在而庞大利益的分配问题了。所以外来务工人员很难分享原住民城市化后的果实也是不难理解的，这本身也是几千年来小农意识的局限性所致。 城市化的最大功劳者是外来务工人员，资本方、原住民和当地政府都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唯独外来务工人员每年赚点辛苦钱，搞不好还被老板无端炒鱿鱼或克扣工资。 事实上，现在城市化中的外来务工人员无疑也背着三座大山，分别是资本投资方、原住民和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有权，原住民有地，投资方有钱，外来务工人员只有苦力，所以这种利益分配看起来又是件很公平的事。正是因为它看起来并不存在压榨与剥削，所以这种形态能长期这么存在下去。 我认为，改变这种状态最切实的办法就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区域产业，使四方水土能养育四方人，使农民普遍就近劳作。 如果这种局面出现的话，东部沿海就又要出现“民工荒”的问题了。“民工荒”出现后，最先受影响的是资本投资方，因为他们兴建的工厂、开办的公司暂时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接下来紧张的是当地政府，“民工荒”后，工厂、公司效益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当地财政收入；最后紧张的就是原住民，这个时候他们会突然发现他们的家乡变冷清了，再接下来发现宽广的马路上、豪华的小区里垃圾也多起来了，租金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东部各城市包括深圳都在谋划产业升级。 物质城市化与精神城市化 从狭义上来理解，“城镇化”与“城市化”是有区别的。“城镇化”着重强调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致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数量增多、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城镇初级产业相对发达、城镇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城镇景观逐步推进的过程；“城市化”则指与大中城市有关的规划、建设、管理等进一步优化的过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出现逆城市化。 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之一，它从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村跳过“城镇化”，跨越式进入“城市化”。它的跨越有着其后天和先天优势。深圳有处著名的景点叫“世界之窗”，深圳即是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窗口，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世界看中国的窗口，另一方面它是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所以这是“一个世界”和“一个大国”融合贯通的交汇地，所以，当地“村民”有条件跨越式成为“市民”。 跨越式进行“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单纯追求物质城市化。去过成都的人都感觉那是一座“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除了气候怡人、美食诱人等物质条件外，最重要的就是有文化底蕴，城市有内涵，市民有素养，这种内涵和素养不是刻意的，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温州城市化与深圳城市化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温州城市化后当地人大多是傲慢、老板型的人物，而深圳城市化后当地人不少是偏见、地主型的人物。共同点是都是有钱，不同点是有钱后的表现方式有差别。显然，这本并非城市化的题中之义。缺什么呢？缺文化、缺素养、缺味道或说缺地道。所以，城市化的过程不能忽视对市民文化的熏陶、素养的凝炼，尤其要保持作为市民的前身，也就是农民固有的纯朴。 要知道，城市的魅力跟人是一样的，光有物质和华丽的外表并不一定长期具备强大的吸引力，更不能让人打心底里喜欢接近它，它还像人一样，需要有诸多良好的品质，这样我们才愿意长期与之相处。 一般来说，是先有物质城市化，再有精神城市化。但既然我们知道了城市需要更和谐，在物质城市化的同时离不开精神城市化，那精神的城市化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新农村建设与逆城市化 一开始我认为深圳的城市化是绝版案例，但又一深究，发现也不是。直接由一个农村发展成城市并非深圳一家，全球也存在不少。之前类似的案例一般是由于当地发现了大量的矿藏资源。在开发资源的基础之上由小山村综合发展成长为大城市，比如我国石油城大庆、美国钢城底特律等。 深圳是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发展而来的现代化都市。这座城市的形成和目前所处状况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城市化必须站在更高层面、更广角度、更远未来进行布局和功能定位，需特别注意的是绝不能忽视环保建设和市民的精神化建设。
像我国深圳、大庆、美国底特律等这类城市的诞生都需要先天或非常特别的后天优势。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本身并没有普遍性，它们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成功套路很难搬到其他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区去。 中国农村人口占8亿，8亿农民的幸福生活怎么来？我认为，得靠8亿农民自己家乡的建设，也就是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新农村建设视为逆城市化。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也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有益探索。 部分地区急于发展，盲目照搬东部名城的发展经验，不考虑本地特殊情况招商引资的城镇化后果，必然是天怒人怨——既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会将当地农民引向歧途。 加快推进城镇化、城市化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各方通力配合，更需要国家高瞻远瞩，进行战略布局，需要地区发现、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形成有地区特色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