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于制定新战略的考虑而使公司面临信用评级降低的风险，似乎是很多董事会的无奈之举。然而，“这也是一种权衡行为，”标普全球固定收益（S&P global fixed-income）研究主管戴安?瓦扎（Diane Vazza）称。他以公司负债进行战略性收购为例，解释说，“一些公司认为，他们位于BBB级比A级更有效”。
自降评级身价成潮流 根据标准普尔的报告显示，在2009年1至9月信用评级下降的1167家公司中，多数属于非自愿性降级——其中包括失去AAA级别的通用电气（GE）。然而，近十年来，公司主动提高债务水平以求降低信用评级的现象层出不穷，尤以AAA级公司为主，致使相应数据下降迅速。20世纪80年代初，尚有60多家非金融类美国公司位居信用评级AAA之列，而到目前为止，成员仅剩4家——埃克森美孚、强生、微软以及ADP（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著名的咨询服务公司）。 对此，全球三大知名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公司（Moody’s Corp.）总经理格雷（Mark Gray）表示，大多数曾经跻身信用评级AAA的公司都有能力恢复其“精英”身份，“这些公司现金流充足，偿还能力稳定，只要他们愿意，维持之前的信用评级易如反掌”。“相反，他们选择提高杠杆率，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然而，公司也要承担信用评级下降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一旦降级到BB+或更次等级，该公司就属于所谓的“投机级别或非投资级别”（speculative or non-investment-grade）。瓦扎提供了一组数据：1980年，在美国的非金融类公司中，仅有四分之一属于这一级别；2001年比例上升到一半。“而目前，已经有约三分之二的美国非金融类公司的信用评级属于投机级别。”当然，这些公司中不乏“货真价实”的评级下降者，但更多的是主动降低信用评级以满足最新战略定位的幕后操纵者。 意图融资更加便利 可利用资本范围的扩大也许是众多董事接受公司信用评级下降的原因之一。过去，银行对于AAA级和AA级公司的收贷标准分别为15和30个基点（BP）。现在，这种差异变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结构性融资的出现，使得很多企业可以通过变卖资产负债表应收款的方式降低贷款成本；另一方面，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资源增多了，资产管理者不再受限于“投资级别”，而是向更深挖掘，积极寻找高回报率。 显然，公司主动降低信用评级与被迫降级不可同一而论。前者虽然冒着被投资者、供应商、贷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质疑的风险，却可以声称这是一项战略选择。而被迫降级，如通用电气，可就百口莫辩了。 降级无论自愿与否，其后果还要取决于下降到哪一个等级。纽约R&R Consulting咨询公司合伙人雷恩斯（Sylvain Raynes）指出，信用评级下降虽然不幸，只要公司仍处于“投资级别”（BBB-及以上等级）的范围之内，就不至于大难临头。但是，如果公司从BBB-跌到“非投资级别”的BB，情况就糟糕得多。尽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接受这一级别的公司股票，但主流市场依然持排斥态度；再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公司的资本成本可能会增加500个基点，而非简单的投资级别下降所致的15-30个基点了。一般情况下，银行的贷款条款都与企业的信用评级挂钩，因此，对于已经被评定为“垃圾级”（junk-grade）的企业而言，任何程度的信用降级都可能是灭顶之灾——不仅会牵连到现有债务，贷款更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使侥幸寻得途径，偿还条件也将非常苛刻。供应商也可能“趁火打劫”，比如，将之前商议好的30天支付期收紧为10天。暂时被列入“负面观察”（negative watch）名单也不容乐观，在贷款人和投资者看来，这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降级的鬼门关。
如何巧妙权衡 那么，公司究竟应该如何维持信用评级水平？一旦出现评级下降，企业要如何重铸往日辉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个疑问的答案是一致的：确保公司向相关机构传达出一种可行的战略计划。 依照格雷的说法，“我们会要求分析师与发行人进行沟通与讨论，除非对方公司拒绝参与”。公司通常会从财务部门选择一名主管，向三大评级机构——穆迪（Moody’s）、标普（S&P）或者惠誉国际（Fitch）之一进行阐述，重视信用评级的企业甚至会指派CEO或一位独董，毕竟他们更熟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战略构想。“如果我们认为该公司有充裕的流动资金渡过难关，一般不会调低它的信用评级。”格雷表示。 R&R Consulting咨询公司另一位合伙人拉特利奇（Ann Rutledge）补充说，“评级机构虽然掌握最终评定权，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允许企业阐述其战略计划，保证流动资金的变动是暂时性行为，并给出相应合理的解释”。她曾向一家面临信用评级下降的公司董事会提出如下建议，“把你们陷入商业周期低谷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阐明有多少种因素将会对现金流的变动产生影响，并公布公司未来逆境重生的计划。如果降级在所难免，就设法将影响减到最小，机构拟评定你降两级，你就要努力争取只降一级”。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旦面临信用评级下降，或者企业希望能够上调级别，似乎总有可操作的空间。正如瓦扎所言，“贪吃的企业就少吃点，或者通过资产调整将负债表上的待收款项减少一些”。但他也强调，“关键在于，公司必须理顺自己的运作思路。除非真正出于重大的战略考虑，否则我们不希望自己听到的是改编过后的故事，而非事实”。 案例实录： 柯达伦矿业公司（Coeurd’ Alene Mines Corp.）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生产商。2008年，传闻标普有意将其信用评级由B-级别下调，于是，柯达伦采纳了部分专家的建议，加强了与评级机构的定期沟通。奈何最终，标普仍以白银价格下跌和该公司在爱荷华州的3个新钻井计划为由，将其信用评级下调至CCC。然而，7个月后，公司就恢复了原有评级，并声称有意继续向更高级别攀升。 当时68岁的柯达伦公司董事长兼CEO惠勒（Dennis Wheeler），在获悉公司可能面临信用评级下调之后，立即委派首席财务官克雷布斯（Mitchell J. Krebs）担任与标普的联系人。“那个时候，我几乎一直待在纽约向评级机构阐述我们的战略构想，解释每一个降低债务水平的微观计划。”克雷布斯回忆道。 接下来是一系列频繁的电话讨论和面谈。“我陪同公司的股票分析师和标普派来的分析师，仔细审查各个季度的盈利报告，告诉他们位于玻利维亚、墨西哥和阿拉斯加地区的3个矿井处于怎样的运行状态，汇报我们的融资时间，还要向他们解释此期间投入生产的现金流如何变动。”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标普对债务水平的评估指标，“我好把精力花在‘刀刃’上”，他笑称。
据他介绍，标普认可了柯达伦的战略方向，但无法确信该战略能够付诸实践。2009年1月，柯达伦的信用评级被下调，打击接踵而来。“此前，银行已停止向我们贷款，但紧接着，公司在私募、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结构性融资机构面前均吃了‘闭门羹’。”公司股票价格立即下跌了10-15个百分点，“评级下降无疑打消了股民买进的决心”。 但在8月，三件事又促使标普将柯达伦的信用评级恢复为B-：第一，公司在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新矿投产，收益初现；第二，金属价格反弹，缓解了资金流紧张局面；第三，柯达伦调整并减少了债务。 东山再起，柯达伦再一次获得了银行贷款资格。克雷布斯回忆说，“我们打算为墨西哥矿厂的运营资本建立一个信贷额度，并完成阿拉斯加矿井的建设。同时，公司会继续保持与标普的沟通，希望能再升一个等级”。一并沐浴新生阳光的还有众多投资者，去年12月，随着柯达伦公司股票高达100%的涨幅，人人都在这一轮冒险中淘到了自己的小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