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田源
享受人生的快乐 我16岁初中毕业后，没有机会上高中。那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千万中学生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也没有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在我的学校，全体同学全部作为“知识青年”被送进“广阔天地”。我们来到黄河边上，创建了自己的青年农场。从盖房子、打井开始，到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再到进工厂打工搞副业——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经历了人生苦难的第一课，在严寒酷暑的劳动中体验了作为农民的艰辛。我至今仍记得在下乡的第一个晚上，我和三位同学住在农民兄弟提供的四面透风的羊圈里，床单下铺着麦秸，上面盖着纸一样薄的棉被，熏人发昏的羊粪味道和刺骨的寒风替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拉开了走向社会的序幕。四年间，我从一名不懂世事的初中学生，成长为主管生产的副连长。由于表现突出，作为“右派子女”的我在1974年被破格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录取入伍，1975年被选送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在大学的三年，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动荡使学生很难安心读书，所幸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被临时迁到湖北襄阳隆中，即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隐居和出山的地方。我们这群年轻的大学生们有机会经常在隆中怀古，诸葛亮高屋建瓴的天下大势分析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我常常站在碑刻的“隆中对”前体会古人的智慧，这篇中国古代版的“政治经济学”冥冥之中在我的思维框架中植入了某种宏观思维的印记，这种启迪在后来我从政和经商的生涯中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人杰地灵的环境下，我读了很多书，从老师们的教学中获益极大。并且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毕业之年，在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条件下，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1978级研究生。 那一年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份。在农村，从1978年到1983年进行的包产到户替代了人民公社制度，解决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从1983年开始，开始了城市改革。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改革，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循。在当时的中国，计划价格体系如同一张巨大、坚硬的钢丝网，窒息着国民经济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为了制定科学合理的价格改革方案，专门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从各地抽调专家学者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国各省市参加价格改革方案测算的各级工作人员，估计达万人以上。而正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做教师的我有幸被选中参加了这项重要的工作。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从许多老专家身上学到很多知识，由于工作接近国家经济改革决策中心，我先后在一些内部的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些对于价格改革的看法。198 4年7月，我被邀请在中南海向国务院领导做了关于价格改革思路和建议的汇报。与我同时被邀请作汇报的还有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周小川。我们两人的建议在会上得到肯定和高度的重视，由此启动了“两代人对话”的价格改革问题研究，即有经验的、从事计划经济多年的共和国部长们与刚刚从学校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一代共事、共谋改革大计。这样，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进入经济改革和宏观决策的核心层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务院直属部门之外，也有一批青年才俊研究价格改革问题，张维迎曾经就价格改革及放调价格写过重要的文章并在高层机构内部印发，这篇文章思想大胆、尖锐，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莫干山会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会议内容本身，而是会议结束后我听到的一段话。当时，所有参会代表聚集一起准备照相留念，一位后来担任高层领导的同志若有所思，乐呵呵地说：“这些人都是人才，但是过多少年，也许与‘五四运动’后差不多，有的做了大官，有的经商去当企业家，有的到了海外。”我当时听后深以为然。实际上这位领导的话，恰恰预言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命运。二十年之后，我目睹一代优秀青年才俊在改革大潮中走上了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
我个人历来没有从政的雄心大志，内心比较自由，追求自由的思考，追求机会去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确定的目标，而不是去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尽管我曾经是圈内最年轻的司局级官员。自从我1986年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在华尔街与期货市场结缘，并最终辞官下海推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为止，除了政府工作，我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时间大约有16年了。在这期间，我不止经历了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打造成行业第一名的全部创业过程，我还做过一家有三万员工、两百多亿资产的国有企业集团董事长，并在五年内将其扭亏为盈。我做过金融和实业，国有与民营，大企业与小企业。由于这种经历，我了解中国各种企业的里里外外，过去和现在，我与这个阶层结下了终生的缘分。多年以后，有许多朋友还问我是否后悔当时没有继续从政，说心里话，我不是那块材料，有自知之明。我去做企业可以脚踏实地，把自己的设想变成现实，挑选、培养和使用大量人才，服务成千上万的客户，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创造出金融行业品牌，这种难得的经历和成就感使我享受到人生的快乐。 拿企业当命 我自己做企业过程中有很多机会与中国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打交道，包括过去成功的，现在成功的，也包括成功后失败的，或者一直比较成功的。对于他们，我非常尊敬，如毛振华所说，企业家是民族的英雄。回顾当年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企业多半是小公司，甚至刚刚准备开公司，我知道他们的原始梦想是多么地简单与伟大，发展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佼佼者已经梦想成真。这些人和企业对于我来说，就像一本本不断出续集的书，我是从头读到尾的。因此，我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猜测他们的未来。 回想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我们这批人是在人生中一个重要机会到来的时刻，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国家创业的开始。过去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有工业、农业，但是缺少第三产业。当时有很多大农场、大工厂，如果你想在工业、农业里有所发展，确实很难。但在服务业里，出现了很多商机，假如你把握住这些机会，并且克服重重困难，持续做下去，就能把你的竞争者和对手都熬垮了。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是因为中国有这样一个市场机会出现在我们前面，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最后就能一跃而起。应该说，这是国家和时代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石头在哪？不知道。摸不摸得着也不知道，我们就是那些去摸石头的人。 中国是全世界小老板最多的国家，换句话说，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企业家最多的国家。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竞争者巨多，可以想象，失败者自然巨多，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如同一场旷世大战，一方面出现了一批万众瞩目的英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失败者比比皆是。小到一个餐馆，大到行业巨头，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于社会是一种常态，于个人则是生命的博弈。我非常赞成柳传志先生的一句话：企业家是拿企业当命的人。正是由于成功的企业家群体具备这种素质，才能在遇到风险和挫折时表现出极端的冷静和坚忍，才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大风大浪中化险为夷。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有什么特质的话，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特质。每一代企业家，离开或者失去了这种特质，其距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我的研究生同学、同时也是我所钦佩的优秀企业家陈东升讲过，改革开放后有三代企业家：诞生在2 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沧桑、厚重、悲情的第一代企业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执著的“92派”企业家；以海归派和网络英雄为代表的开放、阳光、新锐的第三代企业家。他的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和道理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三代企业家也可以归集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很多新企业成立，但是各种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的，企业负责人既无个人利益，也非自己调动市场资源创立企业，因此，不能称为企业家，而是企业经理人。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应该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所有企业领导人，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代企业家：其一，其本人为企业创始人或创始人之一；其二，所创立的企业持续存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按照上述标准，我认为从鲁冠球、柳传志、到马云与李彦宏均为第一代企业家。目前整体来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正值壮年，他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中的领袖人物有足够的潜能和机会带领企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世界级企业，创建全球化经营体系。这种使命不仅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第二个梦想，（在国内成功创建企业是他们的第一个梦想）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第二个梦想。如果人们曾经疯狂地为姚明和刘翔们喝彩，为哪怕一个小项目的奥运冠军喝彩，为什么不能为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陈东升、田溯宁、张跃和冯仑们大声喝彩呢？ 突破自身以及社会带来的种种局限 对于那些我所熟悉的企业家朋友，我从心底里钦佩他们，此所谓惺惺相惜也。我从自己创建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刻骨铭心地经历中能够找到与他们相通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句话背后的真实背景。这些人，在我的眼中，无一例外是民族功臣，但也是幸存者。比较中国政商两界当年同层级者或同经历者，在政界成功者十之有四、五，在商界，成功者百不及一、二。依中国市场之大之复杂，不到第二代顺利接班，恐难言之成功。时下的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了无限商机，另一方面，也有足够多的原因导致企业家成功犹如走蜀道之难。人们往往少有魄力批评官员之弊，却有动力难堪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企业家们。此情此景，令人不解与扼腕。
实际上，当下的人们在评价企业家阶层的背后，隐含着十分深刻的涉及利益关系的分歧，这就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许多巨富企业家的财富是如何形成的，财富的归属是否有调整的必要以及如何调整。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和环境具有与世不同的特殊性。这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下，在许多领域内，企业的竞争是长期处于非开放、非公平竞争环境，许多领域被政府限制多年，进入者则捷足先登，如鲤鱼跳过龙门，门外者则望洋兴叹，例如许多已上市公司与排队等候的大量非上市公司。许多项目处于人为的选择性状态，求之者众，得之者寡，得之喜获万金，失之一无所有，例如一切需要审批的企业与项目。中国税收制度执行中长期存在的各种差别对待也极大地影响了不同企业的资本形成和财富形成。除此之外，涉及政商关系的许多方面，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企业发展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道路，构成了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一个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在机会并不均等的竞争过程终点，中国社会现实的财富分配是不够合理与公平的。因此，一切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以财富回报社会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主动选择各种合适的方式履行这种无法律义务的责任。进一步来说，这种回报不应该是强力掠夺式的，绝对不应该是离开现存法律轨道的，不应该是单方向付出的。合情合理地认识并处理这一问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找到正确地解决办法，是形成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关键之一。否则的话，我们会不断地见到优秀企业家的夭折，会见到更多的令人扼腕的悲剧。 由于近年来能够站在远距离去分析过去经历的一切，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市场经济国家的机制与体制。看到东西方的不同点与共同点。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有着某种难以释怀的期盼与忧虑。在一时成功的背后，埋藏着多少失败的基因；在志满意得的前面，有多少无法识别的陷阱。我目前正在用较多的时间思考、观察和研究企业发展历史，比较国内外企业的发展环境对企业家成败的影响，观察分析不同民族企业家的文化、价值观及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及其未来的机会、风险和使命有更深入的认识。 时代正在变化，我们正在进入全球化的新发展阶段。在今后的3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将有一批企业成为世界级企业，他们将不再是仅仅参加国内的竞争，而是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资源与新的市场，开拓新的空间。相对于这个历史使命，我们的准备差得很远、很远，我们虽然多次出国，但并不真正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和体制；我们不了解许多真正的潜在竞争对手和他们控制的市场；我们不了解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发展趋势；我们也不了解国家的体制究竟能够开放多大的行动空间；我们甚至不了解自身思维与行动方式的许多与生俱来的严重缺陷。有历史学家证明，郑和下西洋早于哥伦布，但是郑和仅仅带回了船可载之的财宝和器物，而哥伦布则给欧洲带回了整个新大陆并最终改变了世界，其结果的差别，不在于探险家们获得的信息，而在于哪个国家做好了应有的准备！30年前，中国的创业者们来到海外，见到先进的东西并把新概念带回国内，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催生了新的产业和企业，优化了中国的企业生态。30年后，我们从中国看世界，周围和远处都有无限的机会，但是，企业家们将面对更多新的挑战。然而，就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外部，而在于我们能否突破自身以及社会带给我们的种种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