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力 企业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文|胡祖六

  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随时间而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终于释放出来,实质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快速增长,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数以亿计的人口变成了中产阶级,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变成了亿万甚至十亿万富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各行各业涌现了一批企业家,在中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时代浪潮中应运而生,茁壮成长,充满了朝气与生机。这些企业家有的农民出身,有的弃官下海,有的海归创业。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官僚或国企干部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家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背水一战,自创业之日起就在传统计划经济的狭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角逐拼搏,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许多企业家创业伊始就碰壁失败了;有些先繁荣景气一时,然后走了下坡路;极少数的因其商业模式的优越,管理能力的出众,意志的顽强坚毅,或者好运气,终于生存了,成功了,建立了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企业。

  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生群体或阶层,为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快速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来源,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股东价值。中国享有今天所取得的繁荣,稳定,和进步,中国的企业家们作出了了显著的贡献。

  但是,在企业家的地位和价值逐步得到政府和社会承认和肯定的同时,他们也受到许多误解,质疑,和批评。除了事业上的巨大压力之外,企业家们还要承受不小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压力,甚至承担额外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风险。有证据表明,企业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已经导致了资本与财富的外流。这种状况如果延续,有可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从而危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

  

  重点在于企业家精神

  

  回顾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无不是一群有远见有雄心的企业家们在其中扮演主导和中坚的力量。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其它制度都更富效率和更具创造财富的能力,就是因为该制度最有效地提供了财产权利保护,自由创业,和自由竞争的良好法律,政治和社会环境,从而使得企业家能够如鱼得水,充分发挥其潜能和才干。

  企业家的英文词为 entrepreneur,源自古法语,指发起,组织,和管理一个商业企业并承担其风险的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世袭成为王公贵族,则孜孜追逐教会职位和行政官僚的俸禄。但是欧洲文艺复兴后,社会变得更为自由,开放,多元,垂直流动性显著提高。对于王权和教会的僵化特权体系的藐视,对于理性,人权,与独立的崇尚,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型社会与经济阶层应运而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催化剂。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作为强权的崛起,正是企业家为其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工业化,企业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样,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企业家功不可没。

  在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中国必须面对的尖锐挑战。“四万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刺激与“十万亿”的放松银根虽有成效,但毕竟只是短期性的反周期政策举措。从中长期而言,只有民间的投资,就业,与消费继续保持较快的成长,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地增长。而把资本和劳力等生产要素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并增加价值的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和作用所在。

  二十世纪初的哈佛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最先确立了企业家在经济长远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创新,创业,落伍,淘汰,到再创新,再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和能量正是来源于这一“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动态过程。

  从某种意义说,2008-2009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揭示了这一现象。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最有效率的金融体系。但是金融创新尤其是信用衍生品出现了“过度”与泛滥,导致了许多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减记和损失,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极端痛苦的调整。在20 08年底的危机高峰之后,一些中国的观察家断言华尔街崩溃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失败了,美国从此将一蹶不振。但是,这类结论显然为时过早,有失偏颇。

  市场经济总是会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偶尔会出现严重的急剧的波动,甚至经济危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也具有能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在政府的适当干预下,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较快的矫正,愈合,复苏,和增长。即使上世纪三十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也未能摧毁市场经济固有的调整和恢复机能。虽然凯恩斯主义反周期政策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企业家精神—— 这种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的创业冲动和冒险精神使得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企业家精神确保了“大萧条”后的美国经济复元,刺激了新的科技革命,孵化了崭新的高成长产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

 经济增长新动力 企业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企业家的首要责任是建立成功企业

  

  美国的法制与自由企业,对于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开发新大陆的拓荒精神,新教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移民社会自然形成的流动性与“自我奋斗”传统,使得美国成为了企业家的理想摇篮。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贝尔、赛蒙·沃尔玛、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斯蒂夫·亚伯斯、杨致远、杰夫·贝佐斯、瑟基·贝林、劳伦·佩吉等等著名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不仅在美国家喻户晓,就是在世界其它地方包括中国也是耳熟能详。事实上,中国近十余年在I T和互联网成功创业的企业家大都是借鉴了美国企业家的创新经验,把已经在美国成功了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移植和复制到中国市场。华盛顿的政治机器可能显得低效、无能,令人沮丧,但是美国私人商业部门的自由、效率,与创造力,却是值得世界羡慕和仿效的。

  最近刚过世的美国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曾说过,美国人的主要行当就是经商创业(原文为 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的确,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孜孜不倦地创造就业、贡献税收,和积累财富,而不是孜孜以求地等盼分配工作,分享税收,和财富的再分配,那么成为这个社会主导力量的将是企业家,而非“寻租者”,这个社会就不会容易滑入停滞和衰落,就具备了经济增长的永久动力。

  可慰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柳传志、鲁冠球、任正非、侯为贵、马云、施正荣、张跃、王传福、马明哲、陈东升、吴小辉等等。他们充满了创业的理想和激情,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做出了贡献。但是,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还是十分弱小。一方面,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他们必须不断完善自已的商业模式,加强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开发知识产权,才能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转轨经济制度下,法治仍不完善,随意性的行政干预和官员腐败滥用权利,使得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不可预测,充满风险,企业家如履薄冰。此外,在企业家取得商业成功和财富后,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也自然上升。因此,中国企业家也相应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除了守法合规经营,自觉履行交税义务以外,还要树立道德诚信和维护声誉,热心社会公益,在环保、教育、济贫与慈善事业领域发挥领袖作用。

  但是,企业家的首要责任是建立成功企业,创造股东价值。归根结底,创业和创新,是扩大就业,税收,和解决社会问题(如贫困等)的根本之途。企业家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尊重、爱护,和鼓励企业家,尤其是在中国的青少年中倡导和弘扬将使中华民族长盛不衰永葆活力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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