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是加息问题上，还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三位外部专家的观点都呈现出
明显的不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系 黄涛 2010年3月30日召开的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迎来了三位新面孔：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前专家委员樊纲则到期离任。在当前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面临艰难抉择的“尖峰时刻”，央行的这一人事调整，引发了市场有关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将有重大调整的猜测。而外部金融专家委员由一位增至三位，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已有的记录来看，前几届货币政策委员换届引起的关注度与今次不可同日而语。市场前所未有地高度关注此次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事调整，原因何在？ 经济不确定性引发猜测 具体而言，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着由外而内的双重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面临的高不确定性，乃货币政策委员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之根源。 从外部看，虽然基于再库存化、政府刺激以及大规模流动性对消费和股市的支持，全球经济经历了恢复性的反弹，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经济全球化水平重新向危机前的水平靠拢，但中国的出口仍有较大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十分脆弱，私人消费、企业投资、房地产市场等的改善十分缓慢；各种刺激计划何时“退出”面临艰难抉择，就业市场还不景气；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加剧波动和人民币面临着持续升值压力。 从内部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包括城市融资平台暴露出较大问题，地方债务违约和银行大笔坏账的可能性较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缓解，而且在危机期间还有加剧的迹象；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城乡差距、东中西差距以及产业结构没有改善；经济存在“过热”的风险，地方盲目投资的冲动较强；通胀压力显现，西南地区干旱造成的农产品涨价有可能传导至总体物价水平，高速货币增长的滞后效应，翘尾因素的客观存在和“热钱”的流入都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资产价格膨胀，房地产泡沫风险较大；就业问题面临较大压力与部分地区和行业“民工荒”现象并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国际竞争能力较弱，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经济形势的不确定进一步导致了政策走向的不确定。一方面，经济存在过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外需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亦面临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虽然从政策回归正常、防止通胀和资产泡沫的角度出发，货币政策有必要收紧，但是在经济回升趋势还不完全确定的前提下，紧缩政策实施力度与节奏难以把握。以加息为例，如果加息力度不够，则效果不彰而市场易形成进一步加息之预期，热钱流入在抵消加息的紧缩性效应的同时，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如果加息过猛，则有可能损害到中国经济的回升向好。不仅如此，加息时机的选择也是让决策当局头痛的问题。 就目前汇率政策而言，人民币选择盯住美元是一种好的策略。但如何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恶意的贸易制裁是一个难题。考虑人民币升值的情况。如果一次性大幅升值，大量出口企业将立即倒闭，失业增加，经济增速下滑，这一成本超过任何由人民币一次性升值所带来的收益。渐进升值又会带来国外游资的涌入，从而不仅将进一步推升中国的资产泡沫，而且还会掣肘中国的货币政策。如央行发行票据的初衷本为对冲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单边扩大，但在票据期限普遍较短的情形下，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平抑反而加剧了流动性的短期波动。 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极端复杂的情形下，市场难免会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走向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而无论是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是政策超预期的调整，都对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此，市场高度关注有可能透露出政策走向任何蛛丝马迹的经济事件，实为自然而然之结果。 人事变动影响不应被高估 本届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调整与前几届的最大不同，在于本届吸收了三位外部专家，而之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中均只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同数量上的一变三一样惹人注目的，则是三位专家中有两位有海外留学经历。这些变化表明了货币政策决策开始更加注重外部专家的力量和全球化的视野。不过，如果因为出现这些可喜的变化，就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明显改善，或者外部专家对货币政策决策产生的影响有大幅提高，无疑是期望过高。其原因有三： 第一，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赖于该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能依赖于根本性的制度保证。 所谓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意指货币政策所要做的，就是确保本国货币购买力维持相对稳定，同时满足经济运行所产生的货币需求，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理论如是，但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其货币政策决策不受政府和利益团体之影响。即便被公认为是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的美联储，也难以抵御来自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其传记中坦承，是很长时间恰好政治压力不大，所以美联储才看起来非常独立。 中国的情况则是，央行隶属于国务院，政府决定货币的发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然更差。正如1994年1月15日朱镕基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 第二，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职责仅限于讨论相关货币政策事项并提出建议。 政策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及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等，并提出建议。具体到外部专家委员，则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小。因为货币政策的最终拍板与他们无关，甚至在货币政策讨论上他们的声音有多响亮也成疑问。 3月30日结束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公布的会议内容上，并没有直接提及加息、汇率等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虽然三位金融专家委员有关货币政策的建议将定期、正式地向上传递，但其实决策层的信息来源要广泛得多，包括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新华社在内的多家机构都在不断向上传递着决策参考信息。 第三，三位外部专家委员所持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无论是加息问题，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三位专家的观点都呈现出明显的不一致。 如在加息问题上，周其仁主张立即加息，尽快退出刺激政策；而夏斌正好相反，认为不应因为一个月的CPI走高就采取加息措施，他认为加息能够有效抑制通胀还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李稻葵的观点折中，即是否加息要视情况而定，比如CPI是否超过3%。 汇率问题上，周其仁认为人民币的低估是造成中国经济面临通胀的主因；而夏斌则认为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他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李稻葵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主动调整是缓解人民币压力的途径之一。而具体的调整时机，应该选择在9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在专家委员间观点尚且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又怎能指望他们对具体货币政策施加重要影响？ 总之，本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调整的影响不应被高估，外部专家由一变三对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有限，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难有根本性的转变。而市场的高度关注和对货币、汇率政策会出现重大调整的猜测，不过是反映了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形势下市场的茫然和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