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维迎 我要讲的“短期调整与长期挑战”，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看法；第二是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第三是劳动力市场。其实有些问题不仅仅是短期的，也是长期的。 信贷扩张后患无穷 去年正月在亚布力的聚会上，大家对于经济忧心忡忡，而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取得了8.5%-8.6%的增长。有些人觉得去年的危机好象是虚惊一场，其实我更担心的是闹不好“白忙活一场”，而不是虚惊一场。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看去年在全球应对危机的措施，都是导致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包括在美国，2001年之后，美国布什政府和格林斯潘为了应对经济箫条采取的措施是导致我们2008、2009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我们用零利率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可能隐藏的后患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货币增长，有些人说中国进行了货币最大规模的试验。我们来看看固定资产和信贷资产的增长率，信贷增长在30年里超过去年的只有两个年份，一个是1984年，一个是1989年，所有的其他年份都在30%以下。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没有任何一年超过30%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全社会的投资占到GDP的比重就是一路攀升。从1991年开始的数字，1991年的时候只占25.7%，去年2009年达到了67%，2008年是57%，去年3月份上升了10个百分点。再来看人民币信贷和GDP的比率，在过去的30年里，最高的年份是2003年，是1.17%，2009年达到了1.19%，在这三十年里，从来没有这么高过。那么我们看货币与GDP的比率，这也是从1990年开始的，2009年达到了0.66%，此前从未超过0.62%。 所有的这些货币的增长，信贷的扩张和投资都是去年下的一些猛药，在这些猛药之后一定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其中之一就是通货膨胀，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按月份看过去十年的价格变化，我们从2009年12月和2010年元月已经判断出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已经很大，特别是能源方面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消费品，根据北大教授的预测，中国货币的增长对于物价大体是11个月的滞后期。也就是说，到2010年终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严重之后，我们的宏观政策一定会发生调整，这个调整的后果可能就是我们过去曾经看到的一些现象都会出现。 我要说的一点就是猛药之后会有不良的反应，但是现在的反应会有多大？有赖于政策和一些管理制度，我还是主张应当开始适当采取一些措施，使得反应不至于无法控制。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注意这一点，可能将来的反应就很难控制了。反思我们的政策，我自认为中国经常会定一个目标，然后就保这个目标，保这个目标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并没有很深刻的思考它，其实如果去年我们不是保8%，而是增长在6%这样的一个水平，我想中国未来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我们现在可能无论是依赖于货币政策还是依赖于投资，就像是抓住老虎的尾巴，我们不敢放开，放开了老虎，老虎就把我们吃掉了，我们只能跟着老虎跑，最后老虎把我们累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投资增长了30%，我知道一些地方的增长不能低于去年，因为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了30%，意味着两年半投资就翻一番，也就是说，2010年的投资额将近是2008年的两倍，大家想想，这能有多少的可持续性？去年已经搞了很多无效项目，下一步再追加新的投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它的质量？首先需要我们企业界注意到，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去年可能是白忙活一场，所有的问题都要重新解决一遍。 人民币汇率调整不能无限拖延 第二，我想强调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我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问题，不要仅仅只看美国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要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使得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加健康的发展。首先提供几个数字供参考，比较中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化。日本和德国1950-1975年是货币高速增长期，日本和德国走的路子非常相似。日本和德国战后，依靠美国的技术、资金和本国的劳动力来完成了这个新的工业化，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利用外部的一些先进技术和中国廉价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来完成这个变革。日本和德国在他们高速增长的时期，他们的外汇储备占美国GDP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再来看看中国，中国从2001年和2002年突破了2%以上，2009年达到了12%。从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来看，日本和德国在他们高速成长期，从来没有超过10%，实际上都在5%、6%的范围，甚至更低，而中国2009年和2008年的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这个差距非常巨大。 再来看看中国过去的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40%左右，但是我们人民币兑美元只有20%左右，但是长期来看，两国的货币和购买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生产来决定的，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和德国在这个阶段都经过了汇率的低谷，但是不能不经过调整的阶段，比如德国从60年代开始，日本从70年代开始都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我想说，中国的这个过程也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我们继续实行这样的人民币低估的政策，不仅会引起国际上的一些不平衡和贸易的纠纷，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我们自己本身国内市场的开发缺乏足够的动力，如果人民币升值之后，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就会更多地来注意开发国内市场。我反复强调，国内市场的开发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如果我们把开发国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上那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宏观的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对于企业家开拓国内市场来说，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企业界也应该做好准备，还是那句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即使美国人不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无限期的拖下去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劳动力短缺是长期问题 第三是更长远的问题，在我们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里，有一个问题大家从来不认为是问题，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大家认为中国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开始改变了——我们看到现在招工的困难，这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是由人口增长来决定的，在60年里新中国的出生率和新生婴儿有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从1990年之后新生婴儿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度的下降，最高的时候是1990年和1988年，新生婴儿是2500万，到了2009年的时候降到了1580多万。从1990年开始至今，就能看出新生婴儿出生率的变化。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劳工基本上是1990、1991、1992年出生的，也就是18岁-22岁期间的人口，刚才看到的趋势是在逐步下降的，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大致处于一种持续下降的阶段。我们看一下单年毕业生的数量，小学毕业生是未来劳动力非常重要的指标，再过七、八年他们就要进入这个市场，2001年开始小学毕业生的数量开始下降，小学毕业生是2400万，到了2008年，已经到了1800万。其实初中生也在2006年开始下降，并不是所有的小学、中学毕业生都要找工作，单年毕业生需要找工作的人数，大体上看，从高中加初中，这两块加起来都是下跌的，初中是下跌的，高中有所上升，大学生数量上升的更大，因为过去几年高教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致来讲，现在我们每年新增的找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初中生是800万，大学生将近500万，高中生是200万，因此想要在市场上找一个高中生比一个大学生要难多了。可以这样讲，现在市场上要找一个小学化程度的人比三十年前找大学程度的难两倍，基本上是找不到的。现在的新就业人群中55%是初中生，30%是大学生，15%是高中生，这是大体的状况。 再来看看毕业生就业之后和城镇就业人口的比较，高中、大学、初中全部加起来，相对于城镇当年就业人口的总量是持续下降的，90年代每100个人中就会有8个半要找工作的，而我们看到2007年降到了6个，这个趋势还会持续。 所以，劳动力的短缺可能是未来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过去很多行业都是吃青春饭的，好比坐飞机的服务小姐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我们去饭馆吃饭，服务员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50年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准备接受大姐大嫂提供的服务了，否则我们的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这就引起了我们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城市。我们过去就业人口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个必须要改变，否则，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还有其他体制的变革，我不在此详述。但我要特别强调企业家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日子在慢慢消失，如果未来我们不能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力和技术，那么我们的竞争力就会大大的衰退。我认为国家还有很多宏观的政策要调整，包括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要开始有一个调整。50年前，我们批判没有搞计划生育是个极大的错误，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不调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再过50年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错误比第一个错误的严重性要超过十倍、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