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反，许多发展不成功的经济体其国有经济部门规模较小。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即使在19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之前，阿根廷的国有经济部门比重不到4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1978—1991年，阿根廷的国有经济部门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而同期4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达到10.7%，韩国也达到9.9%。菲律宾，另一个被公认为“发展失败”的案例，其国有经济部门甚至更小，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然而，阿根廷和菲律宾却经常被当作因大规模国有部门而发展失败的典型。 除了以上现实的例子不支持“私有好、公共坏”的传统观念，同时还存在许多值得信赖的理论支持国有企业的存在。最常被引用的依据就是自然垄断。当行业的技术要求决定了只能存在唯一的生产者时，自然垄断就出现了。自然垄断可以使生产者通过收取高价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出现买方垄断市场（单一买家），那么自然垄断者可以通过砍低价格剥削为其供货的供应商。当垄断企业的生产（或购买，对买方垄断而言）无法达到社会期望的产出，不仅导致经济剩余的不平等分配，而且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设立国有企业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以阻止滥用自然垄断。 另一个支持国有企业的论据是资本市场失灵（capital market failure），即私营部门不会投资于那些或许长期会带来高收益但短期却存在高风险的项目。例如，由于私营部门认为钢铁项目的风险太高，韩国政府建立了国有钢铁企业浦项制铁。为什么这些最后被证明成功的项目却没有私人投资者参与呢？这是因为资本市场存在对短期收益而非那些高风险、长周期的大型项目的固有偏好。解决资本市场失灵的一个简洁办法是政府建立开发银行，为这些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进行投资，而不是自己建立和运营生产型企业自身。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私营部门缺乏创业人才，即使存在开发银行，必要的项目也无法启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资本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直接建立国有企业就会比建立开发银行更有效。 浦项制铁的例子阐述了支持国有企业的另一个论据，就是外部性问题（externalities）。浦项制铁，在政府的引导下，没有滥用它的垄断地位去获取超额利润，反而让利于其产品的买家，从而使整个经济都受益。因此，韩国政府投资浦项制铁的“社会回报”——或者说是对整个经济的回报——要高于公司本身的回报。这种“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的差异，在经济学术语中被称之为外部性，这是支持国有企业的另一个理由。 第四，国有企业可能从广义上帮助解决公平问题。例如，如果听任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那么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许不能享有邮政、供水和交通等基本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有企业来确保全体公民普遍享有基本服务更容易实现。另一个例子是，私营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拒绝接受“高风险”的客户，这些客户通常都是穷人。国有企业运营这样的体系将可以确保弱势群体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理论上，以上这些支持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抛开道德因素，都可以通过私有企业解决。但前提是必须设立适当的监管体制或税收/补贴机制，使得私人与全社会的收益/成本等同。例如，政府可以补贴从事高外部性项目（诸如研发）的私有企业。再如，政府可以通过从业许可证来强制要求那些希望从事“基本服务”（例如，邮政、用水、铁路等）的私营企业确保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些基本服务。如果能这样，国有企业就不再是必需的了。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要点：监管或税收/补贴机制都涉及合同协议——不管是直接监管还是间接地税收/补贴机制，其管理成本总是非常高。 抛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想世界，在现实中明确合同内容的所有条款是不可能的。例如，设定的管制价格上限或者补贴的金额可能需要修改，而修改合同通常涉及很多次的协商，甚至会出现法律纠纷，所有这些会导致高额成本——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交易成本”。这就涉及到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经典解释：为什么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必须有企业存在？
当然，若选择国有企业而不是在政府监管和税收/补贴机制下的私有企业，这种选择所节约的交易成本,必须能够抵消国有企业运行的“组织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降低透明度的制度安排与契约化程度更高的制度安排相比，前者更易受政治影响（“俘获”），出现赤裸裸的腐败。 但是，即使考虑“组织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建立国有企业并通过政府内部指令来处理无法预期的事情，比通过建立基于契约的机制(监管或者税收/补贴)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要小得多。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国有企业通常从事的行业，比如市场价格信号不存在（如自然垄断）或者不可靠（如外部性），这对于那些更为缺乏的是法治能力而非行政管理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适用。 反对国有企业的例子及其局限 尽管有前面那些理论支持国有企业的存在，同时也有许多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那为什么还有众多国有企业运行不良呢？最流行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现象，这两个问题都基于个人会自我追逐利益的假设。 从定义上讲，国有企业由没有企业所有权的经理人来经营。反对国有企业的观点认为，人类具有自私的天性，没有经理人会像经营自家企业那样有效率的经营国有企业。由于很难界定（尽管经理人自己知晓）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到底是由于受托经营的代理人（经理）自身不负责任，还是经理人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因素所致，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控总是不完备的，最终导致了企业管理缺乏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此外，作为国企所有者一分子的公民个人没有激励和手段去监控国有企业经理人——其个人监控国企经理人的成本由自己负担，改进管理后的收益却被所有人分享。这就意味着到最后没有人有动力去监控国有企业经理人。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问题。 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对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也非常重要。但这些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型私有企业。如果私有企业由被雇佣的经理人经营且有数量众多的小股东，经理人将有一个激励将其努力置于一个次优的水平（从股东的角度看），同时个人股东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监控企业聘用的经理人。换言之，对经理人的监控是一个“公共物品”，对这个“公共物品”的提供，既是国有企业也是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的监控应该比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私有企业更容易。一方面，如果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公众（包括纳税人）的财富将会被浪费，他们至少与私有企业股东有同等的动力去约束经理人。另一方面，在集权管治架构下运作的国有企业，是比较容易监控的。在国有企业部门常有一个或几个明确的机构负责监控，例如相关的部委、公共控股公司、政府审计署以及专门的国有企业监管机构。相形之下，除非有实力足够强大的股东独自提供监控的“公共物品”，股份分散型的私有企业小股东不大可能一起行动监控其经理人。事实上，如果说设立政府就是为了解决“公共物品”问题，那么监管国有企业经理人也应该是其职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