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控制权 公司控制权在终端



 李书福有一种舍得一身剐和义无反顾的意志力。他坚持收购沃尔沃汽车要么全盘接过来,要么就根本不粘手。收购英国锰铜,收购澳大利亚变速箱生产商DSI,李书福都要求有全盘的100%控制股权。这次收购沃尔沃,他也把有可能产生的歧义和争端消灭在起步阶段。他懂得要想成就一点事,就要在开始阶段把那些掣肘的东西搬掉。一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场,对做事来讲太重要、太基本了。李书福知道他和他的团队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将会产生的力量。许多事做不下来,不是条件不具备真做不下来,而是自己的犹豫、猜疑和掣肘给耽误了。

  去掉心敌往往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才能唤醒生命的原动力,找到真正的自我,也才会建立真正的自信。有了这样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并能用心地去接受并体验它,你才发现自己和那些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会有怎样的不同。也许你从此后过着在别人眼里看来平淡无奇的人生,但那种无法言说的充实和精彩只有自己才能体验和享受得到。它需要一个全神贯注的场,这个场也不玄虚,跟控制权密切相关。

  公司控制权,是随着全球并购整合的深化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公司控制权问题的提出,是在并购跨越到现代公司体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以管理为中心的代理人体制出现,才有了控制权市场。控制权不是简单的控股51%就能够决定了的,而是实际上的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后来出现了PE所代表的市场价值取向,如果管理层不符合市场价值,就取缔你。因为金融危机,PE的声势大不如前,现在又回归到管理权的中心上来了。

  公司控制权是一个博弈市场。包括一系列博弈:企业家与金融家的博弈,创业家与管理家的博弈,以及不同管理者间的博弈。背景、性格、文化、视野、方法各不相同的管理者,为着公司的控制权正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博弈潮。这么多现实的博弈,不会有一个公约的标准和规则,只能是现实力量较量的结果。

  在中国目前的诚信体系中,李书福只相信绝对控制。他一个人把多重身份诸如资本家、企业家、创业家、管理家系于一身,排除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李书福不去跟你讨论什么股权比例,他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完全重叠。这样一种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控制权的稳定性。只有控制权稳定了,才可以从长计议许多事情,这是吉利的底线。控制权的争夺往往会耗费太多宝贵的时机。这是李书福所不能容忍的。

  从一开始,吉利就没有走合资道路。只靠自己摸索一条路走过来。当许多企业通过合资很快获得技术和产品后,自我创新的技术却一直靠不了边。吉利一步一个脚印,却有了客观的积累。在巨大竞争压力下,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的统一,让吉利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战略上保持了长期稳定和一致。

  控制了所有权,并不表明你真能够驾驭欧美技术才俊。那种驾驭,你靠什么?必须有具体的自如的手段。在田间地头头拱地出人头地的李书福清楚地知道,控制权其实不在于股权,也不在于总体战略的制定权,甚至也不在总裁办公会,控制权集中在于关键现场的控制权。

  对关键现场的掌控能力,成为李书福的拿手武器。他在吉利推崇一种“终端最有效主义”精神:及时清理无效的终端,确保每一个终端都有有效的能力,并充满活力。由此出发,在李书福的字典里,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程序,也没有最好的企业组织结构,更没有最好的制度。程序、组织结构、制度,这是需要不断调整的东西,是需要动态中的平衡。这种“终端最有效”精神直接渗透到吉利体制的每一根末梢。充盈末梢的一种组织体制,成为李书福并购后整合管理的秘密武器。

  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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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性是新媒体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关键词汇。它的含义是多层面的,但常常被泛化得失去了本来意义,变成了“万金油”,以致人们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感觉不知所云。

 互动的一个基础含义是,某种直接行动会带来即刻的后果,也就是即时的反馈。这是建立在交换之上的,即存在某种传-受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也就可以称其为“互动”的。它的一个基本模式是输入-反馈-输出。

  我们知道,电脑总是要求使用者做一些“互动”的事情:揿下某些按钮,敲入某些答案,移动某些物体或是解决某些谜团。使用者有能力改变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许多方面,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息流,对持续不断的信息干扰安之若素,也懂得通过试错及时作出多种决策。这种情形在游戏玩家穿行于虚拟世界时最为常见,吉布森正是因为观察到此种现象才提出“赛博空间”的概念。

  不像“观看”的体验,有控制的互动是“使用”的体验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互动性使得电脑成为一种有力的书写、设计和计算工具。莱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说:“称电脑媒体为‘互动的’没什么意义——那只是说出了有关计算机的最基本的事实而已。”

  马诺维奇发现,如果将互动定义得过于广泛,无助于人们的理解,所以他只在身体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且限定在计算机的使用上,即集中于我们的身体对计算机做了些什么。然而,真正的互动既有身体因素,也有心理因素。只有当互动获得了心理维度,它才能够进入文化实践的层面。否则,你怎么能肯定点击一个链接就是互动的,而翻开一页书纸、使用遥控器换一个频道就不是互动的?互动与主体性相关,作为人,我们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互动,我们不仅移动我们的身体使之适应各种交流情境,我们也对自己观看、触摸、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加以理解、思考和谈论。

  在互动的背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个人的自主。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20世纪商业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的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遥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可能,个人能够选择的项目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概念。就人们同传统媒体的关系来说,由于有了新媒体的存在,他们更不易被过去的媒体“守门人”(gatekeeper)所操纵了。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两位作者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互联网是一个缺乏守门人的论坛。像博客显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上网PC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媒体提供了沟通的替代性平台,所以,它节制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力。而且,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个人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实际选择。

  这种变化要求我们要具备一种“网络化”思维。有关互动的思考必须既包括我们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体验,也包括众多的体验对于社会和文化的促进。开博客,建立网络相册,上传自己拍摄的影像,这些似乎都是互动行为,但它们都不是因果关系中简单的输入输出。它们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的角色和关系的变化,意味着观众现在有力量积极参与到一个作品或一起事件的演变过程,对其内容和形式施加影响、引发变化,意味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所以,如果有人向你兜售说,他们把“互动性”内嵌在要你购买的某项技术中,你基本上可以肯定,这项技术可能没有那么互动。

  总的来看,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换言之,新媒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旧媒体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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