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书福有一种舍得一身剐和义无反顾的意志力。他坚持收购沃尔沃汽车要么全盘接过来，要么就根本不粘手。收购英国锰铜，收购澳大利亚变速箱生产商DSI，李书福都要求有全盘的100%控制股权。这次收购沃尔沃，他也把有可能产生的歧义和争端消灭在起步阶段。他懂得要想成就一点事，就要在开始阶段把那些掣肘的东西搬掉。一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场，对做事来讲太重要、太基本了。李书福知道他和他的团队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将会产生的力量。许多事做不下来，不是条件不具备真做不下来，而是自己的犹豫、猜疑和掣肘给耽误了。 去掉心敌往往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才能唤醒生命的原动力，找到真正的自我，也才会建立真正的自信。有了这样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并能用心地去接受并体验它，你才发现自己和那些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会有怎样的不同。也许你从此后过着在别人眼里看来平淡无奇的人生，但那种无法言说的充实和精彩只有自己才能体验和享受得到。它需要一个全神贯注的场，这个场也不玄虚，跟控制权密切相关。 公司控制权，是随着全球并购整合的深化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公司控制权问题的提出，是在并购跨越到现代公司体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以管理为中心的代理人体制出现，才有了控制权市场。控制权不是简单的控股51%就能够决定了的，而是实际上的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后来出现了PE所代表的市场价值取向，如果管理层不符合市场价值，就取缔你。因为金融危机，PE的声势大不如前，现在又回归到管理权的中心上来了。 公司控制权是一个博弈市场。包括一系列博弈：企业家与金融家的博弈，创业家与管理家的博弈，以及不同管理者间的博弈。背景、性格、文化、视野、方法各不相同的管理者，为着公司的控制权正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博弈潮。这么多现实的博弈，不会有一个公约的标准和规则，只能是现实力量较量的结果。 在中国目前的诚信体系中，李书福只相信绝对控制。他一个人把多重身份诸如资本家、企业家、创业家、管理家系于一身，排除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李书福不去跟你讨论什么股权比例，他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完全重叠。这样一种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控制权的稳定性。只有控制权稳定了，才可以从长计议许多事情，这是吉利的底线。控制权的争夺往往会耗费太多宝贵的时机。这是李书福所不能容忍的。 从一开始，吉利就没有走合资道路。只靠自己摸索一条路走过来。当许多企业通过合资很快获得技术和产品后，自我创新的技术却一直靠不了边。吉利一步一个脚印，却有了客观的积累。在巨大竞争压力下，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的统一，让吉利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战略上保持了长期稳定和一致。 控制了所有权，并不表明你真能够驾驭欧美技术才俊。那种驾驭，你靠什么？必须有具体的自如的手段。在田间地头头拱地出人头地的李书福清楚地知道，控制权其实不在于股权，也不在于总体战略的制定权，甚至也不在总裁办公会，控制权集中在于关键现场的控制权。 对关键现场的掌控能力，成为李书福的拿手武器。他在吉利推崇一种“终端最有效主义”精神：及时清理无效的终端，确保每一个终端都有有效的能力，并充满活力。由此出发，在李书福的字典里，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程序，也没有最好的企业组织结构，更没有最好的制度。程序、组织结构、制度，这是需要不断调整的东西，是需要动态中的平衡。这种“终端最有效”精神直接渗透到吉利体制的每一根末梢。充盈末梢的一种组织体制，成为李书福并购后整合管理的秘密武器。 互动性
互动性是新媒体一个处于核心位置的关键词汇。它的含义是多层面的，但常常被泛化得失去了本来意义，变成了“万金油”，以致人们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感觉不知所云。 互动的一个基础含义是，某种直接行动会带来即刻的后果，也就是即时的反馈。这是建立在交换之上的，即存在某种传-受关系。如果这样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也就可以称其为“互动”的。它的一个基本模式是输入-反馈-输出。 我们知道，电脑总是要求使用者做一些“互动”的事情：揿下某些按钮，敲入某些答案，移动某些物体或是解决某些谜团。使用者有能力改变他们获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的许多方面，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多种信息流，对持续不断的信息干扰安之若素，也懂得通过试错及时作出多种决策。这种情形在游戏玩家穿行于虚拟世界时最为常见，吉布森正是因为观察到此种现象才提出“赛博空间”的概念。 不像“观看”的体验，有控制的互动是“使用”的体验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互动性使得电脑成为一种有力的书写、设计和计算工具。莱夫·马诺维奇在《新媒体的语言》中说：“称电脑媒体为‘互动的’没什么意义——那只是说出了有关计算机的最基本的事实而已。” 马诺维奇发现，如果将互动定义得过于广泛，无助于人们的理解，所以他只在身体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且限定在计算机的使用上，即集中于我们的身体对计算机做了些什么。然而，真正的互动既有身体因素，也有心理因素。只有当互动获得了心理维度，它才能够进入文化实践的层面。否则，你怎么能肯定点击一个链接就是互动的，而翻开一页书纸、使用遥控器换一个频道就不是互动的？互动与主体性相关，作为人，我们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互动，我们不仅移动我们的身体使之适应各种交流情境，我们也对自己观看、触摸、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加以理解、思考和谈论。 在互动的背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个人的自主。首先，个人可以不必经他人允许或与他人合作而自行独立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表达，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大幅度减少对20世纪商业媒体的依赖。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可以同他人结成松散的联系以从事更多的活动，这种联系不必是正式组织中的那种稳定持久的关系，但它绝非不能达成有效的合作。随着相距遥遥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合作越来越普遍，共同开展网络事业的想法有了良好的实践可能，个人能够选择的项目范围也大幅增加了。 网络互动性所造成的个人自主性是一种实际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哲学概念。就人们同传统媒体的关系来说，由于有了新媒体的存在，他们更不易被过去的媒体“守门人”（gatekeeper）所操纵了。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两位作者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互联网是一个缺乏守门人的论坛。像博客显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上网PC都可以成为出版商。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并且，你不需要说服编辑、出版商或制片人你的思想值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媒体提供了沟通的替代性平台，所以，它节制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力。而且，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看法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个人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获得更丰富的观照以衡量自己作出的实际选择。 这种变化要求我们要具备一种“网络化”思维。有关互动的思考必须既包括我们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体验，也包括众多的体验对于社会和文化的促进。开博客，建立网络相册，上传自己拍摄的影像，这些似乎都是互动行为，但它们都不是因果关系中简单的输入输出。它们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的角色和关系的变化，意味着观众现在有力量积极参与到一个作品或一起事件的演变过程，对其内容和形式施加影响、引发变化，意味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所以，如果有人向你兜售说，他们把“互动性”内嵌在要你购买的某项技术中，你基本上可以肯定，这项技术可能没有那么互动。 总的来看，旧媒体使用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我们不是作者就是读者，不是广播者就是观看者，不是表演者就是欣赏者。这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而新媒体与此相反，是一种多对多的传播。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换言之，新媒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性，旧媒体经常招致批评的权力欲和与大众的距离感似乎都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