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关键成功因素 影响大规模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1)



  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爆了2008年9月份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危机带来的金融恐慌情绪迅速向实体经济蔓延,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动荡。为挽回市场信心,无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均推出了应对经济萎缩、刺激经济复苏的救市措施。在此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在2008年11月份启动了大规模投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中央财政计划在2008年底至2010年两年内投资1.18万亿,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共约4万亿,通常又称4万亿投资计划。

  4万亿大规模投资作为国家刺激经济发展“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绩效情况不仅对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程度有重大影响,还对发展模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率的变动、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矛盾的缓解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变国内社会各阶层以及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预期,对全球经济能否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沼具有潜在的导向性作用。本文拟从体制、制度、项目和资金的管理层面对影响投资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对提高大规模投资的绩效水平有所裨益。

  一、 政府间财政分权制度和政府官员考核晋升机制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争抢大规模投资项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大规模投资计划绩效

  在研究中国转型时期的政策及其绩效时,制度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和制度环境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在与中国经济增长有关的制度安排中,财政分权改革是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财政分权是指通过法律、法规等规范化的形式,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各层级政府间的收入权和支出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实质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的财政收入控制权和支出权。

 投资的关键成功因素 影响大规模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研究(1)
  财政分权理论在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Charles Tiebout)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地方支出的一个纯理论”之后引起大家的关注,并逐渐走向成熟,截至目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该理论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方面论证了分权好处,认为在公共品供给上,向地方政府分权可以解决困扰中央政府面临的信息缺损问题,因此,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通过纳税人“用脚投票”的机制可以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模式,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方面存在的“一刀切”现象,也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支出的预算约束。后来,研究者们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引入分权框架,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地方竞争联系起来,通过厂商理论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了透彻研究,开辟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等之间构成各种类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以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 傅勇、张晏, 2007)①。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向下授权,中央政府在财政分权的同时,维持了政治的集中和奖惩地方官员的能力。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官员升迁的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徐现祥、李郇、王美今,2007)②。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周业安③(2002)认为,我国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分权的经济体制产生了特殊的政府结构,居民流动受限和地方政府拥有资源配置权的现状所导致的中央(上级)政府和地方(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只能采用就业、增长、税收等经济指标考核下级政府的政治绩效,并以之为依据确定官员的职位升迁,地方政府的政治职能实施效果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迫使地方政府追求经济资源扩张。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必然产生竞争行为。周黎安④(2004)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建立了具有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s)特征的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认为同一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或者说政治锦标赛。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而且同时也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就是促使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同样有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造成了地区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恶性竞争。有不少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对促进经济增长确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能够导致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某些领域的无序、恶性竞争等消极后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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