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间的民主。漫长的20世纪不仅迎来民族主义的春天，也经历若干次民主化浪潮的洗礼。时至今日，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以民主政体作为组织政权的形式，所以阿玛蒂亚8901;森认为“民主的兴起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民主并不仅限于民族国家内部，国家间的民主也是重要形式之一。如果一个国际组织难以保障国家间的民主，大国意志往往会主导国际决策。 以IMF的国际金融援助为例，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者的初衷，援助决策应该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但从近20多年的实践来看，IMF对深陷危机的国家是否提供帮助，以及帮助的程度往往要以危机对大国利益的影响程度而定。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近邻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IMF迅速行动，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IMF的行动不仅迟缓，而且附加许多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所以，众多发展中国家一直表达国家间的民主平等诉求，希望推动IMF改革，以使IMF的运行能更具公平性。 IMF改革的阻力 作为推动IMF改革的主要动力，三大要素（金融全球化、国家利益、民主诉求）之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三大要素之间的任何两者都不必然对立，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很难同时兼顾三大要素。在国际金融理论中有一种“开放经济的三元困境”，即一个国家不能同时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治理中也有一种与之相对应的“三元困境”，即对于金融全球化、国家利益和国家间的民主平等，只能“三选二，而难以全选”。这种三元困境也正是阻碍IMF改革的主要因素。 以IMF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提供短期贷款的决策为例。根据《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六大宗旨之一就是：在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利用IMF的资源向成员国提供临时贷款，以恢复其信心，并向成员国提供纠正国际收支政策中错漏的建议，避免成员国采取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具破坏性的措施。可见，IMF提供短期贷款的目的是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具体手段是以附加条件向危机国提供流动性援助。 但是，与实行“一国一票”原则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大会）不同，IMF实行的是加权投票体系。根据规定，每个成员国有250张基本票，然后按成员国所持份额的数量，每10万份特别提款权可增加一票，两者相加，就是成员国总的票数。所以，成员国所持基金份额越大，其票数就越多。 由于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目前持有IMF基金份额居前几位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因而，按照IMF的议事规则，对于危机国提供贷款的决策往往体现发达国家的意志，而舍弃了国家间平等的要素，忽视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及实际情况。 如果改革IMF的决策机制，使每个成员国都能平等地参与IMF相关议题的讨论，又会面临议事效率低下以至难以推行危机管理措施的难题。在组织治理的实践中，代表成员的广泛性和议事效率之间始终是一对矛盾。更广泛和平等的参与可以增强国际组织的合法性，但经常性的议而不决又会降低该组织的有效性。作为肩负稳定国际金融体系职责的IMF，如果面对危机行动迟缓，不仅会激起更强大的质疑声，而且可能使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陷入困境。 如果设计一种决策机制能够兼顾合法性与有效性，使IMF的议程既能充分容纳成员国的民主平等诉求，又能切实担负起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职责，将会使成员国在国际责任和国家利益之间面临艰难选择。由于IMF提供危机贷款的能力受限于资金总额，而IMF的资金主要来自成员国加入基金组织时认缴的份额（或资本金），或来自定期检查后成员国缴纳的增资份额。虽然所有成员国都希望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但份额不同的成员国对于国际危机贷款的激励会有所差异。 打个比方，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IMF实行了上述决策机制并决定迅速提供短期贷款，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势必会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认为IMF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福利的享受和权利的实现受到国家界限的无情阻隔。美国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8901;达尔曾写到：“尽管有一些内在的限制，但当我们根据民主理想来判断的时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将成为相对民主化的政府形式生存的最大政治单位”。所以，如果不能处理好份额与成员国平等参与之间的关系，改革IMF决策机制的方案断难实行。 中国切忌激进立场 在此次有关IMF改革的讨论中，中国的声音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必然引发的效应。但是在万众瞩目之时，中国更应该保持清醒，毕竟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且国际社会已经出现将国际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并以此借题发挥大肆渲染的声音。古语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没有经过通盘考虑形成中国参与IMF改革的战略思路，中国将不仅不能分享改革的收益，还极有可能担负较大的改革成本。此类事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此仅以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做一对照，以期为中国的战略谋划提供借鉴。 20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在战后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国际收支赤字时，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的法国成为批评美国以及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领导者。起初，法国的主要诉求是不赞成增加国际流动性，要求美英两个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紧缩型国内政策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并且提出增强贷款国的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力。这些提议得到包括荷兰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支持，并且实质性地扩大了法国在IMF决策机制中的权力。 1964年，法国提出用“混合储备单元”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通货的改革设想。在一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当时的总统戴高乐提出反对美元霸权、回到金本位制的建议。为此，法国不惜采取外交孤立的立场，退出有关国际货币问题的对话。但是，在短短几年里，法国就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保护者”沦落为“国际货币问题的被忽视者”。在关于启动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对话中，虽然法国采取退出黄金总库的激进举措，也未能获得其他成员国的响应。
法国为什么会失败？首先，国内政治危机迫使法国当局不得不改革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968年5月，法国爆发大规模的学生骚乱，并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五月风暴”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后的法国虽然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但由于未能处理好财富分配问题，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激化了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由于政治社会动荡不安，国际资本纷纷逃离法国，在短短三个月里，法国7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流失了40%。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法国不得不向IMF申请紧急贷款，这种局面使法国当局难以维持之前强硬的改革立场。 其次，经济实力不济是法国失败的基本原因。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法国的经济实力并未强大到足以领导改造国际金融体系的程度。这种实力既体现在总量方面，也反映在结构方面。法国不仅全面落后于美国，而且在生产力上比德国和日本都更弱，在对外贸易方面比德国和英国都更少。在经济快速增长但实力尚未足够强大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国可以允许法国分享一些联系性权力，比如扩大在IMF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但绝不会容忍挑战其结构性权力，比如改变美元的国际储备通货地位。 再次，外交策略失当也是法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戴高乐的言论给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染上了尖锐的意识形态色彩，相比而言，美国采取了更富有弹性也更切合实际的立场。尤其是动则以威胁退出来表明改革立场，不仅不能争取到支持者，反而使自己陷入尴尬。另一方面，法国当局提出的改革建议不仅将金本位制理想化，而且忽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巨大变迁，比如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民主化运动。 从文化传统角度看，中国不可能采取法国的激进立场，但法国的遭遇给当下的中国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寻找推进改革的合法性基础。改革IMF的决策机制，既不是为了刻意挤压某些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也不是为了刻意抬举某些国家，而应该探索一种能自动调整的份额分配机制，使成员国都能接受和认可分配结果。这是贯彻国家间民主平等的理念，既有助于形成共识，扩大改革建议的支持力量，也有利于保持IMF的活力。潮涨潮落，每个国家或区域都有快速发展的可能。如果国际交往能始终坚持国家间的平等，世界将从动态调整中收获发展与进步，而不是战争与仇恨。 其次，支持并加强IMF。应该认识到，IMF在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不断推高的时代，国际游资的规模不断膨胀，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大，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风险时刻存在。所以，IMF的功能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加强。但是，对于IMF的职责和功能应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预期。比如在风险管理方面，应该强调其危机预警功能，而不是在危机发生后通过附加苛刻的条件提供短期贷款。比如在监督方面，应该突出其体系性风险防范功能，而不是局限于对国别政策的监督。比如在回应性方面，应该强化其国际磋商职能，而不至于沦为某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工具。 再次，扎实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法国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挫折后，痛定思痛，决心摆脱雅克8901;吕埃夫（Jacques Rueff）的激进主义，转而支持让8901;莫耐（Jean Monnet）的区域主义。通过区域政治经济合作，欧洲逐渐缓解了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依赖。对中国而言，在积极参与IMF改革的讨论时，既不能因为某些国家推诿责任的言行而裹足不前，也不能因为国际吹捧而忘乎所以。一方面，对于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应该立足长远，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另一方面，通过扎实推进区域金融合作逐步减少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 最后，妥善解决好国内经济社会问题是重中之重。与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有些类似，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矛盾也有愈益激化的危险。一方面，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侵蚀着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另一方面，虽然“转变发展方式”的政策论调已经提出20多年，但经济结构依然非常脆弱，既缺乏弹性也缺乏可持续性，尤其是金融市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破解，中国很难在IMF改革进程中展现特有的智慧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