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直面中国2010年最为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2）-爱华网

　除了财政政策之外，货币政策现在也受到多方面制约：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从货币供给量来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中国这几年基础货币投放量增长较大，特别是外汇占款。中国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非常大，在增大基础货币供给量的方面，外汇占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供给量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乘数效应在危机时可能会降低一些，但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大，则乘积有可能进一步增大。从实践上来说，已有数据表明中国的货币投放量仍然较大，2009年中国新增贷款为9.6万亿，与年初相比，年底广义货币M2增长率是27%或28%左右，狭义货币M1增长率是30%以上，可见中国货币供给速度仍然较高，银行的存贷差有19万亿。

　　从这些指标来看，中国的货币市场并不缺乏货币供给，相反货币供给非常丰裕。所以，中国的货币市场失衡是货币需求不足的问题，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疲

　　软，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是如此。小企业货币需求疲软的原因，或是因为没有订单导致停产，或是有订单但解决不了资产的担保和抵押问题，形不成对资金的有效需求，银行不为其提供贷款。而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如央企），他们货币需求疲软的原因则是由于近年来本身的自我利润积累情况

　　已经比较丰厚，无需贷款。

　　另外，国家对央企的资本金注入力度较大，80%以上的央企都上市了。由于央企拥有直接融资平台，这几年利润不错，再加上其垄断地位，因此央企对银行的货币也没有什么需求。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无论大小都对货币需求量相对不足。

　　但中国的银行流动性又很充裕。因为中国的银行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货币供给、基础货币投放各方面量又比较大，所以在中国货币市场上就形成货币供给较充裕，而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够使得货币投放量有所增加，但其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也无法带来经济有效增长，无法解决更多就业，甚至还有可能加剧虚拟经济中的秩序混乱。因为投放的货币集中在虚拟资本市场或虚拟经济上，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事实上这种迹象已经开始显现。那么货币供给是增加还是不增加呢？如果收紧银根，那么释放出的信号可能就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如果继续增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主要问题并不是货币短缺，而是货币需求不足，而刺激货币需求实际上是要把实体经济激活，这又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

　　从利率政策来看，中国现在也处于两难境地。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中国应当采取降息的办法，但长期看来降息本身也存在问题。一方面降息容易形成泡沫，形成低质量、低回报率的投资。因为低利率可以使得那些低盈利能力的企业也进行投资，但这种低利率下形成的大量投资等到将来需求拉动资本价格上升的时候，就会形成有毒资产，或是泡沫。这和我们检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一样的。牺牲项目的盈利能力来换取项目的投资数量，不断的降低利率刺激投资需求，以投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需求拉升、资源奇缺、价格回升，长期来看会形成大量泡沫，重蹈危机旧辙。

　　利率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低利率面临着通胀压力，特别是还有滞胀的威胁。在通胀压力提高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后可能会使低利率形成负利率。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一月、二月的中国物价上涨指数已经达到2.7%，而现在一年期存款的利率好象只有2.2%左右，实际上按照现在的CPI指数，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负利率状态。这种负利率状态不是不可以存在，甚至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这种状态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对利率上调产生压力。现在加息预期已经存在，但若加息又可能会抵消之前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所以利率问题目前也处于两难境地。

　汇率政策的困难选择——人民币升还是不升？

　　最为复杂的原因之四，是在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失衡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汇率政策的选择也较为困难。如果人民币升值，显然会对国内扩大内需的一系列举措产生相反的作用。现在中国需要扩内需、稳外需，如果国际市场的订单大幅下滑或继续下滑，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这会使扩内需的压力增大，而扩内需又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这就会导致矛盾进一步加剧。

　　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甚至贬值，就会面临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压力。今年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声称要发布一个政策评估报告，其中包括汇率政策评估，可能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如果这样，美国就有可能启动“特别301条款”等一系列制裁手段，这会给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带来很多困难。

　　那么，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是否会作出某种妥协呢？比如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如果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速度，就会要求中国国内加大扩内需的力度，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又会导致国内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负利率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对财政赤字等方面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从目前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来看，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与过去的封闭情况不同，国际收支方面的矛盾给国内经济的均衡恢复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中国政府退出的时机选择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我有以下三点想法：

　　首先，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政策重点，是反衰退还是反通胀，一定要明确哪方面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威胁最大，要尽可能的避免出现滞胀。

　　其次，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应尽可能协调。因为总量一般都是短期的，而结构调整是长期的，所以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也就是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二者应尽可能协调。如难以协调，至少要做到不使短期目标的实现成为将来实现长期目标的障碍，即不要以增大未来的困难和代价来缓解目前的困难。如果做不到统一，至少不要互相对立。

　　第三，在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可以更积极一些。虽然中国没有理由率先退出，但也没有必要落到后边。中国可以更积极的理由如下：

　　1、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抗击打能力本身就强。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时期，所以不需要政府更多、更大量、更长时期的干

　　预。中国经济在成长、发展阶段，本身就具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这也是温总理去年答记者问时就开始说的。

　　2、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一个转轨国家。如果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担心市场的更多干预会破坏市场的有效性，那么中国政府过多的干预就不仅仅

　　是破坏市场有效性的问题，而是破坏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问题，将来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体制和改革目标，更不应该长期过多、过大的引入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这不仅是对市场作用的一个否定，也是对市场化进程的一个回归和反复，将来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3、从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率先走出了危机，这是一个事实。一系列的统计数据，特别是高增长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有能力更积极的对

　　待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

　　4、中国是大国，地区差异比较大，所以即使择机退出，中国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选择机会，并不一定要统一退出。大国的非均衡区域差异性为

　　中国率先或是更积极的择机退出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这与那些通常共进共退的均衡型国家不同。

　　5、中国的创新能力总体来说较弱，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正因为创新能力弱，中国的增长质量才不高，才会导致重复建设。没有创新就没有新的增长点，

　　没有新的增长点要扩大投资、拉动需求就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重复，再加上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市场化进程仍然落后，这样就会出现“有重复、没淘汰”的状况。有重复不怕，所有的竞争都是重复，但如果在体制上有淘汰机制，或者说竞争机制，就会提高效率。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弱，结构升级就困难，因而一旦追加投资就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追加，就会导致重复建设。但是如果体制创新跟得上，有激烈的竞争，就可以把过剩的产能淘汰掉。在目前制度创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相对疲软的情况下，“有重复、没淘汰”无法形成竞争。因此，真正能够解决中国包括全球性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创新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创新力不够，导致效率低下，单纯依靠扩大投资的数量来刺激投资的速度，导致泡沫产生。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如此，中国要解决的主要发展问题也是如此。创新的主体是市场和企业，因此要尽快恢复并强化市场功能，尽快恢复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力和创新力，这是中国从根本上克服一系列结构矛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结构升级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也就是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的进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更积极的对待政府全面系统干预的适时择机退出问题，中国应该培育更为强劲的市场力量。

　　出于以上五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在政府择机退出的问题上可以更积极一些，虽然中国不一定要率先退出，但也不要落后于人。

2016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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