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丹尼·罗德里克 刚刚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现在又面临两个显然相互冲突的需求。一方面，实现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这要求我们避免经常账户大规模失衡，而这也正是世界经济在危机的前夕往往遭遇的典型现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这要求恢复他们在交易物中所占领的世界市场份额。 满足这两个条件所面临的挑战，形象而集中地体现在存在争议的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和欧洲）决策者指责中国将人民币贬值，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中国领导人顶住压力，担心一旦人民币升值会削弱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有损商品出口，并破坏经济增长。西方对中国的这种忧虑回答到，中国应该用国内需求取代国外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制造业的产品和其他贸易产品的供应，而不是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业，那么我会这样认为，即中方的立场比评论家给予的建议更有说服力。 修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传统办法包括将扩大开支与货币增值相结合的办法，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一旦得到修复，就会使得经济结构逐渐远离交易品，并且转向非交易品。 这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宏观经济平衡可能大有裨益，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之大甚至可能危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其他国家期待拥有一个合理均衡的境外帐户，值得庆幸的是，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固有的冲突。对于如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他们的贸易顺差规模，甚至也不是其出口量，而是这些国家非传统交易品的产量。在国内需求（对于那些同样的商品）不断扩大的同时，非传统交易品的产量也能够毫无阻碍地不断增加。 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制订和实施相配套的政策以更直接地支持现代贸易。有了相应的政策，人民币升值就成为可能，贸易顺差因此消除。这样的政策与针对经常账户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既可以实现外部平衡，又有利于现代贸易结构的转变。直接补贴贸易的方式要优于通过汇率进行的间接补贴，因为汇率本身也征收了贸易品的国内消费税。 增加贸易利润的途径有很多，其中包括减少非贸易投入的成本，通过适当且有针对性的投资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然而，上述包括明确的贸易补贴措施在内的产业政策，很可能也会成为所有问题的一部分。因此，颇有深意的是，只要这些政策对贸易平衡造成的影响能够通过实际汇率的适当调整来抵消，那么外部政策环境将对这样的政策更加宽容。 对产业政策的放任，实际上是为更加严格的货币措施和外部失衡付出代价。 欠发达特性的经济增长：贸易发展与货币低估 日本、韩国、中国和其他经济增长的“巨星”拥有共同的经验：它们都是把发展战略建立在发展工业能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根据当时各自相对的优势选择特别化的发展道路。它们在短期内各自成为制造业的超级大国，而且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根据它们的资源禀赋所做的预期。中国出口规模的建立，采取了公共投资的战略和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产业政策，因此中国的出口规模与比他富裕三四倍的国家不相上下。 然而，依据现有的经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是那些有能力迅速完成从低生产率（“传统”）到高生产率（“现代”）结构转型的国家。所谓的现代生产活动主要是指生产贸易产品，而且在贸易产品内，大多是工业产品（虽然贸易服务也明显变得日益重要）。换言之，贫穷国家致富的途径是生产富裕国家所需要的产品。 为什么向现代工业活动的过渡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原因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讨论过，而且与二元经济模式的悠久传统相一致，即传统的社会边际生产力与发展经济体中的现代部分存在着一个巨大差距。即使非常糟糕的经济体也有经济活动——埃塞俄比亚的园艺业、印度的汽车装配业和中国的电子消费业——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与我们观察到的高级经济体的水平并非天壤之别。当资源从传统工业流向现代工业，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生产率也随之大幅提高。 这些差距可能是缘于大范围的欠发达特性。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中将原因归为两大类。一是与体制缺陷有关，比如粗陋的产权保护力和脆弱的合同执行能力。在贸易活动中，这些体制缺陷将会表现得更加强烈。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与现代活动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和外部经济效果，例如知识溢出和协调失灵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业活动和投资在市场均衡状态中供给不足。凡是向着各自的方向加速结构转型的任何举措，都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
虽然成功国家所采取的实际政策不尽相同，但仍可以找出一些重要的共同要素。 首先，显而易见，健全的“基础”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要相当宽泛地理解这个术语，不将其与任何特定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例如当下时尚的“华盛顿共识”或管理方式改革等等）。 第二，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遵循人们称之为“生产至上”的政策。这一政策旨在提高现代工业活动的盈利能力，加快资源向现代工业的流动。他们大大违背了过去抵制官僚作风、消除腐败和减少经营业务成本的做法。此外，他们需要（或有时是取代）：支持新经济活动的明确的产业政策（贸易保护、补贴、税收和信贷优惠、政府的特别关注）；为促进贸易低估货币；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以保证信贷补贴、银行开发和货币低估。 不可否认，产业政策往往是失败的。但同样不可否认，无论是在亚洲（韩国，台湾）或是拉丁美洲（智利），如果没有工业政策，那些脱颖而出的国家就没有可能获得成功。与财政政策的情况一样，比如说教育政策，区分政策执行优劣的标准不是政策的存在和缺失，而是政策贯彻执行的技巧。货币低估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是因为它本身即是一种产业政策。通过提高国内贸易活动的相对价格，增加了国内贸易的盈利能力，刺激了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尤其那些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举足轻重的部门。正如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中的细讨论，货币低估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战后数据的一个强有力的特征，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 与明确的产业政策相比，货币低估具有实践的优势。作为一种全面的政策，它不需要进行选择，具有较少的代理问题（寻租和腐败）。这可能正是货币低估在促进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但它也有一些弊端。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也对国内消费税起作用（因为它会提高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它造成贸易品供给过剩——贸易顺差。最后一点是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意义。 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惩罚 中国并不总是有一个大的外部失衡或低估的货币。事实上，在最近的10年前，中国经常帐户的盈余从未超过4个百分点（占GDP）。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曾一跃而紧逼这个水平。但此后持续下跌，直到2001年中国贸易形势才发生扭转。从2001年起，中国贸易顺差的上升不可阻挡，到2007年已经超过10%。我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使用过的货币低估指数同样在2001年见底回升，而后继续上升。有趣的是，也是在2001年，经过长达数年的谈判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否一个巧合——在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经常帐户的盈余开始扩大，人民币汇率低估开始上升？ 也许不是。中国一直依赖明确的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发展，但WTO成员国使得这些政策变得困难重重。上世纪90年代末前，中国的制造业被一系列多种多样的优惠政策所推动，包括高关税贸易壁垒、投资奖励措施、出口补贴、对外国公司的国内成分要求等等。作为进入WTO的条件，中国不得不逐步淘汰这些政策。近10年来，中国进口关税从90年代初名列世界前茅的辉煌下降到只剩下一位数字的水平。本地成分要求和出口补贴被取消。货币低估，或通过汇率进行的保护成为事实上的替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