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货币低估政策支持中国最近的发展，那么一旦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将会遭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怎样的惩罚呢（在工业补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下）？在《真正的汇率和经济增长》一文中，我所做的分析表明，我记录的货币低估指数与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026（我倾向于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然而，依据中国的情况，这项估计达到0.086。这一个更大的数字，可能是由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以及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所导致。这意味着货币升值10%，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86个百分点。 通过多笔账目，包括我自己的估算（建立在平均价格水平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调节相比较的基础之上），中国的货币被低估了约2 5%。纠正这种低估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每年放缓2.15个百分点（=0.25x0.086）。即使按照中国经济最好的增长成绩的标准计算，这对中国经济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脚步急剧放缓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8%的临界点。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此时中国有必要采取行动维护社会安宁和避免社会动乱。 没有人知道8%的数字究竟从何而来，它显然没有科学依据。许多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社会和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增长大幅下降所带来的问题。不过，即使把政治影响置而不论，如果世界上已知的最有效的消除贫穷的动力将经历显著地缓慢期，这仍将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诚然，那些依赖出口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诸如德国、日本和韩国——最终不得不让本国货币升值。但是，中国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其收入水平勉强超过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中国农村拥有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此外，中国不得不承受前世贸组织时代没有一个国家遵守的工业政策上的严格限制。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工业的多样性 实际汇率会影响到贸易平衡、出口供应和贸易品生产。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通过货币低估刺激经济增长的渠道？ 仔细考虑一下“出口”和“贸易”二者说法的不同之处。从长远来看，出口量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我们必须相信出口导致的知识溢出或其他溢出效应。上述这些都很难叙述，我只做了粗略解释，贸易在这些活动中是极为特殊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才发现更高的生产力活动。二者与出口活动本身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大为不同。“出口溢出”依赖技术或市场的外部经济坏境。当贸易品跨过国际边界时，市场外部经济环境便随之产生。“专门贸易”则与国际贸易是否确实发生无关。 在《危机后的增长》中，对于那些存在争议的机制，我做了仿佛“赛马”似的一系列比较。结合各个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固定效应，以每五年为一个次时间段，我对经济增长回归量做了估计。除了固定效应，经济回归量还包括滞后的收入（针对账目合计而言），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本地生产总值的出口份额以及贸易盈余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 当把工业和出口份额囊括在一起研究时，二者都具有了统计学的意义。不过经过计算和推测，工业活动所能产生的影响比等值的出口份额强大两倍还多。每一份工业份额标准差的增加，估计都会提高1.6个百分点的增长。与此同时，出口份额的相应增长却仅仅能带动0.7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出口份额的结果并不让人乐观。如果把研究样本只局限于90年代后的数据，或者把以较高的出口份额为标的对一些国家（例如卢森堡和香港）进行的相应观察包含在内，那么所得出的出口系数就变得微不足道。也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把样本严格限制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份额系数就会稍微变得负向（在统计学意义上），工业份额系数增长则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在这场“赛马”比赛中，工业活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有一方是绝对的胜利者。 工业份额和贸易盈余之间的竞争同样产生出一个绝对的赢家。一旦GDP中的工业份额受到控制，贸易盈余对经济增长亦不会施加额外的积极影响。对所有的样本而言，无论是90年代以后的数据，还是那些已经删掉巨大的贸易赤字或盈余的样本，或者是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每一个上述样本的运作中，工业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贸易盈余并非如此。 这对于已经沉迷于把贸易盈余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一目了然：最为重要的是贸易品的输出（这里工业产品是代理）。如果国内贸易品的需要量能够伴随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关键就既不是出口也不是贸易盈余。 不依赖贸易盈余的增长之路：工业补贴 让我们回去重新解释我在前面粗略描述过的潜在的增长动力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贫穷的国家，他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中只有极少的部分达到现代高生产力水平。当从传统部门的低生产率转变到现代活动的高生产率的结构改革快速推进时，高速的经济增长便也触手可及。这一改革不是自动的、市场主导的过程，原因在于目前存在严重的市场和体制的失败，失败带来的损失被现代各部门以不同比例所承担。较低的国内储蓄水平和较高的资本成本常常成为改革的阻力，这也使得投资和结构调整变得疲软和缓慢。但是，更典型的问题是现代部门中个人与社会收益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这些部门既受到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又存在协调失灵，而且由于法律和监管体制的缺陷不得不付出很高代价。这些缺点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先进经济体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解决即使不经历几个世纪，也需要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所以，通过消除市场失灵和修复体制直接解决这些弊端是令人向往的。这一想法虽然被提上议程，但过于宽泛和野心勃勃，因此不切实际。如前所述，成功的国家已经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通过其他一些措施提高现代工业的相对盈利能力，进而间接缓解种种限制。所有这些战略共同点是都具有贸易补贴的作用。 一旦透过这些策略进入其精髓，我们就会更加清晰地理解哪些是工作的中心，哪些是附带的次要事件。尤其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贸易补贴的策略不需要与汇率低估和贸易盈余联系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贸易品生产积极性，加之必要的大幅增加利润的途径，这样就摆脱了贸易不平衡带来的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溢出问题。货币低估政策实际上是征收国内消费税，与之不同，一项明确的贸易补贴政策（与保持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促进了国内消费的繁荣。 在实际操作中贸易补贴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正如我在《危机后的增长》一文中的讨论，有三大途径：（一）产业政策；（二）降低贸易品的投入成本；及（三）收入政策。适当的结合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所有这些都可以产生出可贯彻执行的实际政策。 原则上，工业政策非常适合解决手头的问题。它需要做的是增强非传统产品的相对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面临着巨大的信息外部经济环境，协调失灵和存在缺陷的体制环境所带来的特别强烈的冲击。提高盈利能力正是良好的工业政策试图所做的。免税、定向信贷、工资补贴、投资补贴、出口加工区是产业政策实施的一些形式。这些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针对特殊的公司和部门，因此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给予另一些人优待和特权。正是这些独特之处，使得工业政策存在理所当然的争议。但是，只要目标完成大致良好——只要关注的是国家基本能力的边缘的新的活动——那么上涨的潜力就很大。工业政策相对于货币低估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更多精细的微调和鉴别：传统贸易（如初级产品和一个国家已经建立的自己的工业产品）无需补贴，而且消费贸易品不需要纳税。
在某种意义上，贸易补贴可以跨越国界。虽然贸易品的最终供给量在总数上不会增加，但是以推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贸易品最终供给量将会增加。其他国家处于贸易品接受的另一端，如果依旧被动，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业化的刺激机制将会削弱。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也就是让一些国家使用“最佳的”产业政策，增加那些不使用这些政策的项目的成本。当一些国家采取措施缓解市场弊端时，那些并不是用来处理市场问题的其他花销增加了。因此，只要所有国家从他们的角度优化产业政策，就没有外溢抗衡。如果那些（发展中）国家也适当优化产业政策，棘手的出口溢出效应也会得到有效地中和。 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应用产业政策最主要的外部障碍，来自世贸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出口补贴采取的是以出口业绩为条件的财政支出的形式，该协议却对补贴措施明令禁止。更糟糕的是，该协议提供“可起诉的”补贴措施，进而对增加出口有一定影响，虽然补贴不直接以出口为前提（最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豁免遵守这一协议）。对这一标准的严格执行将会规范出多种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增加国内贸易品的供给量。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经济活动的激励，《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毫无经济意义。它否认了推进经济多样化和结构转型的可取的第二最好的政策。它具有促使政府偏袒劣势政策的意外后果（从溢出导致贸易不平衡的角度而言），即本国货币低估政策。更糟糕的是，它可能鼓励贸易保护成为对工业产品进口的防御措施。如果我们想要对汇率政策进行更大的国际监督，我认为我们应该如此，那么我们将需要大幅放宽对工业补贴的严格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