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姚博海 对于亚洲收藏者们来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无疑是一个风向标。4月，“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在香港举行。在为期6天的拍卖中，总成交额近20亿，为历年最高。其中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以8500万港元成交，连同买家佣金高达9586万港元，刷新御制玉玺拍卖的世界纪录兼白玉拍卖的世界纪录。巧合的是，这件珍品在2007年的苏富比秋季拍卖上同样打破了白玉拍卖世界纪录，但上次的成交价只有4600万港元。
此外，一串清朝18世纪左右的御制东珠朝珠掀起激烈竞投，10分钟内经过61口叫价，最终由一名电话投标者以6000万港元投得，连买家佣金成交价高达6786万港元，刷新御制珠宝世界纪录。对此，苏富比中国艺术品部中国及东南亚区高级董事仇国仕表示：“御制工艺品是中国皇帝的权力象征，容易引起买家幻想。相对于国外收藏者来说，中国收藏家们更加热衷于富有人文气息的当事者所使用的物品，这也是造就了这次一系列新纪录的原因。” 白玉圆玺：20方玉玺中惟一的圆玺 对于喜爱御制工艺品的中国收藏者来说，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视。 “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便是此中代表之作。相传，乾隆帝在继承皇位的时候，就默祷上苍，如果使他享高寿能够如同祖父康熙皇帝一样在位六十年，他便心满意足地答应传位。于是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 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太上皇帝御宝大小20余方。 其中有一方“太上皇玺”极具特色，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惟一一枚圆形印面的玉玺。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地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方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袟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逞。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的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滉《五牛图》、晋代王献之《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能见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玉圭上。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当时的法国海军上尉皮埃尔?洛蒂在日记中记载：“1900年10月23日，星期二，北京，在箱内的格子里，在那隐秘的双层底中，裹放着成百个君王的御玺，用整块玛瑙、玉石或金子制成。他生命中的任何情形及他在位时的任何法令都需要这些沉重的印章，这些无价的玉玺，在皇帝下葬后，没有人再碰过，在这里已经沉睡了两百年。”“太上皇帝”的圆玺就在此中，被当时年仅28岁的法国将军德·耶赛掠走。 对于连续创出纪录的玉玺，仇国仕认为，虽然在香港，体现皇权文化的官窑瓷器与皇家秘藏始终是市场热点，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更具中国文化魅力的人文艺术。“在中国香港以及欧美一些国家，皇家私藏品一直是拍卖的热点。这可能源于西方多元化的君权体制。而在中国，由于皇权更为集中，因而最能够反映皇权集中的拍品为收藏者们所热衷，玉玺便是其中代表。” 东珠朝珠：疑为雍正朝服所佩 出产于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东珠，色如淡金，匀圆莹润，之所以深受清代统治者的重视与珍爱，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其优良的品质。这些来自故乡母亲河里的珍珠既寄托了满族贵族们对摇篮地的感念，也抒发了对立国创业的自豪。对清代的统治者而言，这是一根细细的感情连线，将心灵与故乡紧密相连。 按《大清会典》记载，从皇帝、后妃到文职五品和武职四品以上的官员或命妇，或是一些虽然品级不够，但与典礼有关的执事人员在穿着礼服时，都必须悬挂朝珠。作为朝珠中最尊贵的东珠朝珠，是皇帝在重大朝政典礼、御殿受贺、命将出征、祭奠太庙以及每年元旦、冬至与万寿(皇帝的生日)时，配合明黄色的朝袍来佩戴的。当然，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皇帝也穿着其他颜色的朝袍和佩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比如在圜丘祭天时穿蓝色朝袍佩戴青金石朝珠，在月坛举行夕月祭祀时穿月白色朝袍佩戴绿松石朝珠，在日坛祭日时穿大红色朝袍佩戴珊瑚朝珠。 108颗珍珠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四颗将珠串均匀等分的红色珊瑚珠象征着春、夏、秋、冬，也称为“结珠”。最上方的那颗结珠用一条黄色绦带系上一颗猫眼石，称为“背云”，象征“一元复始”。朝珠上的三串绿松石串珠称为“纪念”，表示一月三旬。佩戴的时候，系着“背云”的那颗结珠要置于颈后，“背云”要垂在身后，“纪念”则垂于胸前。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雍正朝服像》画中，雍正皇帝佩戴着一串与现拍品极为近似的东珠朝珠。一般而言，朝珠选材自多种珍贵宝石串制而成，但东珠朝珠作例在诸多重要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却极为罕见，而这类18世纪清宫御制东珠朝珠，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未见曾有发表外，这也是首度在拍卖市场上亮相。 “故宫现在一共有5件东珠朝珠，其中只有1件是18世纪之前皇帝所佩戴的。而此次拍卖的东珠朝珠据故宫专家分析其对应时期很有可能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结合着《雍正朝服像》，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雍正帝所佩戴的朝珠。” 仇国仕说。 千禧蓝钻：De Beers之魂 蓝钻向来是珠宝界最为青睐的珍品，在苏富比的历年拍卖中，蓝钻总是会成为珠宝首饰拍卖中的明星。2009年5月，香港地产商人刘銮雄在日内瓦以1050万美元(8190万港元)购入一颗7.03克拉蓝钻。而另外一颗5克拉粉红钻石，则是去年12月在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上以1080万美元(8424万港元)卖出的。 此次，苏富比所推出的“千禧蓝钻”由伦敦著名珠宝店Moussaieff Jewellers以640万美元(约5000万港元)拍得。尽管未能继续创造纪录，但在亚洲区副主席及珠宝部主管郭进耀看来，中国购买者的迅速成长已经使得国际珠宝首饰拍卖市场中的价格水涨船高。“在我们近年来所举办的亚洲区拍卖中，参与者正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并且，这类购买者的关注点更多是集中在较为稀有的中高端拍品中，这使得我们现在所担心的不是找不到买家，而是在珍品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购买人群。” 据郭进耀介绍，此次“千禧蓝钻”是代表一位私人收藏家进行拍卖的，这枚重5.16克拉的梨形蓝钻是世界最大钻石生产商“De Beers Millennium Jewels Collection”（迪比尔斯千禧瑰宝珍藏）当中11颗耀目蓝钻之中最小的一块，也是这个系列的11个之中首个进入拍卖市场的拍品。无论是在其颜色分级、切割比例上都是独一无二。 蓝钻是世上最珍稀的宝石之一，在形成的过程中含硼（Boron）这种化学元素，故得天然蓝色。不少蓝钻均呈灰或黑调，浓度不一或色调不均，但所有“千禧蓝钻”的色调却罕见的浓密及均匀，浓艳璀璨，堪称大自然瑰宝中之瑰宝，精准卓越之切割更令蓝钻光芒万丈，闪耀悦目。 “千禧蓝钻”全部产自南非德兰士瓦（Transvaal）的普列米尔矿山（The Premier Diamond Mine），这里是生产蓝钻的主要钻石矿。据说，每年从普列米尔矿山挖掘出来的所有石坯当中，只能切割出一颗非凡出众的蓝钻，由此可知，De Beers花上了整整数十年时间才结集而成这个珍藏系列。 “De Beers Millennium Jewels Collection”系列是2000年由De Beers隆重推出，先于英国伦敦“千禧巨蛋”展出，后展于日本及迪拜。当中的12枚钻石在The Steinmetz Diamond Group钻石集团设于南非的工作室内进行切割和打磨。 整个珍藏由12颗钻石组成，亮点是一颗重达203.04克拉、名为“千禧之星”的D色无瑕白钻，其余11颗为重量和形状各异的惊世蓝钻，总重达118克拉。每一颗蓝钻以激光方式镌刻“De Beers Millennium Jewels Collection”独立编号，此次于香港拍卖的蓝钻，便刻有“De Beers Millennium Jewel 11”（意即迪比尔斯千禧瑰宝系列第11颗）。 在11颗蓝钻中，其中9颗获GIA评定为拥有鲜彩蓝色（Fancy Vivid Blue)，这是彩钻颜色中最高的评级；其余两颗则具有浓彩蓝色（Fancy Intense B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