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订和向社会开放咨询，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又有了新的期待。 整个教育系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考量，即一个主体（教育体制）和两大目标（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产生人才和新知识这两大产品。要生产出这两大产品，任何教育体系就需要充分的硬件和软件。硬件主要指的是财力和物力，就是基础设施。而软件主要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现在的中国，不乏教育人才，更不差钱。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的重任？关键在于软件，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中外教改历史经验看，必须在政府（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做一个分工。政府必须意识到除了提供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之外，大部分事情可能必须让教育家和教授来做，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如果什么改革政策都要由教育官僚去设计，去执行，那么教育政策的失败是预期之中的。 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表明学校的自治性。没有学校的自治性，学校就很难生产出合格和优秀的产品。在西方，“大学”和“自治”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自近代以来，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事业，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欧洲大多学校（包括高校）都是公立的，但学校的自治性质则延续下来。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分不开。“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政治和政府服务。就是说，包括教育在内的知识领域从根本上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自治性。
建国后，中国教育结构基本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方法延伸到了学校，到今天为止，很难说，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系统仅仅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延伸。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改善，但政治化和行政化还是主导着教育系统的运作，制约着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体系的生产。不解决政治化和行政化的问题，教育系统的自治性就很难实现。 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行政级别（主要是党委书记和校长）既没有必要，也应该取消。不过，取消行政级别可能容易，但改变官僚治校方式则非常难。包括各种评审制度在内的诸多高度官僚化的行为，不会随着行政级别的取消而消失。 也应当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积重难返，改革很难“一口吃成胖子”。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教育的改革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一个统一的政策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改革实际上可以学经济改革的路子，像建立经济特区那样，先做一些“教育特区”，然后根据各地的情况，灵活推广。如果旧的体制改革不动，那么就要在旧体制外，率先建立新体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容许民间办学。那么，是否可以在新设立的学校或者民办学校就不设党政两套班子呢？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无论有多大的财政和硬件支持，任何改革最后都会重蹈覆辙。 如果教改仅仅由教育官僚来进行，就很难成功。但如果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教改仅是教育家的事业，同样也会显得过于理想。只有当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的分工合作的时候，教改事业才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