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宁还投资了三家音乐公司，分别做音乐制作、网络音乐社区和SP。这让他的音乐口味与时俱进。他学会了周杰伦的新歌，喜欢张靓颖。2005年“超女”最热门的时候，他还曾经飞到长沙和李宇春见面，希望和她签约。“我说了一堆上市什么的，可她完全没听懂，八成人家觉得这人是个骗子吧。”
他的新公司在清华创业园，有时候中午出门吃饭会碰见他的前上司张朝阳。2001年，他和搭档们把ChinaRen卖给了搜狐，他出任搜狐技术副总裁。“当年丁磊出的价钱比张朝阳多，但还是卖给了搜狐，因为搜狐的技术没有网易那么强，感觉和我比较互补。”不过，一年之后，杨宁就离职了，和周云帆一起创办空中网。“张朝阳其实知道我不会久留，就像曹操知道刘备不会久留一样。我不会寄人篱下。”现在，杨宁偶尔还会和张朝阳一起出去玩。“他很少和我们一起唱歌，他也不喝酒，只喝茶。他喜欢跳舞，那种节奏强劲的。他自创了一套查尔斯狐步舞。” 时过境迁，当年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已经各奔东西，有的下落不明。杨宁的歌友圈子也几乎全是这些同期回国创业的同行和对手。陈一舟创办千橡，爱唱老歌，喜欢打德州扑克。周云帆做了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喜欢陶、王力宏这些R&B歌手。李彦宏创业十年了，爱打高尔夫。王雷雷从Tom出走，后来又接手空中网，他喜欢网球和游泳。 “有时候回头看我们这一代人，觉得很感慨。周云帆去做官了，邓中翰去做了更大的官。李彦宏创业5年上市，当时我没受刺激，但是现在觉得很受刺激。不过，10年过去了，大家都老了。好在我比马云张朝阳都年轻，至少年轻七八岁，我还多的是机会。我们这一代人，还会把持互联网行业的主流话语权很久。” 前年奥运的时候，杨宁和周云帆、陈一舟一块，在北京蓝色港湾的一家酒吧搞了一场ChinaRen老员工聚会。这是十年来三人第一次聚会。三个人合唱了《朋友》和《真心英雄》。煽情的场面并未出现，他倒是发现，当年手下员工全都成了各公司的主力—搜狐的CTO、网易的高级副总裁、优酷的CTO、奥美互动的CEO，这些全是ChinaRen的旧臣子。 “大家都成熟了呀！”他感叹说，“再也没有利害关系，就是非常纯粹的关系。谁混得好、谁混得不好统统抛到了脑后，只是相见一笑。” 据杨宁说，中国商界的歌友圈子分作南派和北派。他们这些IT海归显然是北派，南派就要数丁磊、马云、郭广昌这些南方本土商人。今年3月8日，来北京参加“两会”的浙商在万豪酒店搞了个派对，马云、郭广昌与周晓光、陈爱莲组成了2男2女的组合，郭广昌与周晓光各举2010年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唱起了世博会中国民企馆主题曲《活力闪耀》。最后合唱《难忘今宵》，马云和郭广昌领唱。听过的人说，他俩台风尚可，歌喉欠佳。
其实唱歌不只是种个人爱好，还是人格密码，拿着话筒唱歌比拿着话筒说话要见性情多了。在联想控股的新年联欢上，杨元庆带着高管们唱起了《我们都是神枪手》、《南泥湾》。这位遍尝国际化艰辛的“洋插队”，终于可以纵情发泄了。 2009年9月28日，是曹国伟最难忘的一天：进入新浪十周年；小女儿的生日；新浪管理层用约1.8亿美元购入新浪约9.42%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首例MBO。当天晚上，在一个会所的庆祝Party上，曹国伟喝了七八两白酒，还高歌了《夕阳醉了》等三曲。“如果要写一部回忆录，我会以这一天的Party作为开头。”
今年2月底亚布力论坛，白天大家谈的是环保、经济危机和社会责任，晚上众人聚会，俞敏洪先跟马云喝过一轮，又来闹场，半醉，抢过话筒唱了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台下的胡葆森暗暗吃惊，因为这首歌他已经连续听了两三个月。“席慕容写的词，特别好，突然听人唱，特别高兴。”
后来胡葆森也High了，唱了《三套车》，又朗诵了《沁园春·雪》。再后来所有人都玩开了，分两拨对歌，PK革命歌曲。这边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边就唱《团结就是力量》。后来，一群在国外PE基金工作的海归们给唱傻了，回去蒙着头现学，夜半，终于以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结尾。 “卡拉OK确实是个好发明啊。”某日和王均豪酒醉过后，唐骏在微博上感叹说，“让你表现，让你享受，要享受人生的每一刻，热爱人生的每一刻，烦恼都是暂时的，十年后看今天的烦恼都不值一提，睡一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钱柜里的商人变迁史 唐骏和卡拉OK的渊源在中国商界无人能出其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流行双卡录音机，尚不知卡拉OK为何物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唐骏已经见识了卡拉OK的雏形。当时他常去一个日本朋友家玩，朋友家有一个录音机式的小箱子，拎着就能走，一按数字，就能放伴奏带。唐骏唱得不亦乐乎，一首《北国之春》号称唱得比大多数日本人都好。唐骏很迷恋那种氛围。“卡拉在日语里就是空唱的意思，OK就是英文里交响乐的意思。”唐骏说，“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拍手，还喝点葡萄酒，一个夜晚很快就过去了。” 几年后，软件工程师唐骏去了美国。美国人不流行唱卡拉OK，但是中餐馆里仍然有点歌服务。作为一名意犹未尽的粉丝，唐骏开始琢磨，想要发明一种卡拉OK打分机。凭着他的卡拉OK造诣，后来他果然捣鼓出来了——8万美元卖给了三星公司。很多年以后，钱柜进驻中国，这种仪器都仍然被使用着。 钱柜在唐骏的个人职业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话绝不是调侃。上世纪90年代，钱柜还没有进中国的时候，供职于微软上海的唐骏固定在上海影城七楼的一家酒吧大堂唱歌。酒吧里的LD唱片像《恋曲1990》、《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都是唐骏送的。后来，他转战钱柜复兴公园分店，固定每两周去一次。他常常先约朋友吃饭，饭后九点左右奔赴钱柜。为了防止出现订不到房间的尴尬，他会交代员工傍晚六点就先去唱歌占座儿。再后来，从今年4月1日起，唐骏干脆每周三晚上八点在钱柜订了一个大包间。他在钱柜经常碰到赵薇，跟李冰冰、孙红雷一起唱过歌，宋祖英也是他的好朋友。 钱柜简直是唐骏他们家客厅的延伸。十几年来，这客厅又慢慢变作了一个舞台。唐骏永远是唐骏，钱柜永远是钱柜，唐骏唱的也永远是那几首老歌，可是舞台下的听众在不断变幻着，有的来了，有的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有的走了就不再回来，永远消失了。钱柜简直见证了中国商界的发展。 早年间，唐骏在微软工作的时候，他招待的朋友几乎全是外企圈子的。后来他跳槽盛大，外企的人就越来越少。“像高群耀，像吴士宏，很多曾经风头浪尖的人物，慢慢就见不着了。外企就面临这个大问题—职业经理人的变化太快了，而且他们需要借用别人的舞台。民营企业就不会这样，只要是自己的东西，慢慢还可以再做起来，不会像外企，被抬得很高，突然就下去了。1997年，一家外企的中国总裁绝对比一个民企的老板要牛很多—但是现在反了过来，外企总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离开微软的时候，正是外企受社会关注的最后一拨。2003、2004年之后，惠普这些外企的中国总裁是谁，大家都不太知道了。” 盛大时期，常和唐骏一起唱歌的是一群年轻的IT人。当时，唐骏和张朝阳、丁磊组了一个游戏圈大佬俱乐部，每三个月组织卡拉OK局，这次在深圳，下次就在昆明，打着飞的唱歌。唐骏曾经好几次拉着陈天桥参加，都被拒绝了。“他是居家型，喜欢打球，不喜欢唱歌。” 2008年，唐骏从盛大跳槽新华都。在达成初步意向之后，唐骏约陈发树在钱柜唱了几次歌。“不能说我和陈发树的合同是在卡拉OK厅里谈成的，但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他说，“陈发树歌喉不错，喜欢唱一些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拿手的不下30首。” 此后，唐骏的客人们换成了一批制造业的民企老板和经理人——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总裁黄晖、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云南白药董事长王明辉，这些都是不时会在复兴公园钱柜包房里出现的人物。 “圈子不同，文化也不同。外企的高管喜欢打高尔夫和唱歌，民企的老板最爱喝酒，其次是打牌，第三是唱歌。不过最会唱歌的还是政府官员。他们接待太多了，每个人都特别能唱，从陕北小调到最新的流行歌曲，比民企的强多了。” 唱歌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唱到半夜，散场的时候，唐骏会感到有些伤感。“最伤感是离开微软之前的一次聚会，别人不知道，但我清楚我就要离开了，和下属们又唱《真心英雄》，那次是唱哭了。”不过，他又安慰自己说，“这十几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远离，有些朋友会进来，不变的是，我还是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会有不同的阶段，至少在这个阶段，大家一起快乐过，这就够了。”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唱的都是同一首歌，那唱歌就变成了一种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