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那些事儿1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1)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体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风雨来时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二战那些事儿1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1)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南风窗》:据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南风窗》: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参加写作组

  《南风窗》: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

  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

  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

  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

  他需要的题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称就叫《红旗》组稿小组,属于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斗批改,抓典型,我们在上海搞一些调查研究和大批判。我们这个组以后就有个排位次序,3个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南风窗》: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朱永嘉:《红旗》组稿小组做起来以后,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写作组,我就成了组长了。我本来想过把写作组编入社科院的,张、姚不赞成。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南风窗》:你们这个班子对张春桥、姚文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永嘉: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写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

  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

  《南风窗》:张春桥、姚文元搞写作组是一把好手,你们对于他们政治资本上的积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们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来做实际工作。我们是他们下面的基石,是具体帮他们做事情的。他们只会掌握大局,当当演员。我们是幕后工作者。没有我们,他们也演不好这场戏。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

  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

  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高处不胜寒

  《南风窗》:您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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