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30日中午12时，蒙蒙细雨中，黑压压的人群从插着国旗的厂区大门口涌出，在几分钟之内迅速弥散。高耸的烟囱、灰色的厂房、土褐色的居民楼、社区沿街的菜贩和冒着腾腾热气的小饭馆，这是一幅典型的老国企社区景象。只不过，8年之前，这家老国企已易主，从原来的桃源纺织印染厂（下称桃纺）变身为如今的民营企业杰新纺织公司。
这是一个生活着近2万人的老社区，纺城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起1990年代桃纺鼎盛时，形容是“十里纺城，莺歌燕舞”，如今却是满眼萧瑟，“遍地都是困难的下岗职工”。 社区门口可看见杰新公司招聘新员工的横幅，但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桃纺人”选择离开杰新公司。桃纺时期，那片厂房里工作着6000多人，现在这片厂区里的老“桃纺人”已不足1500人，“工资太低，福利几乎没有。”这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 在这个社区中，谈起8年前的那桩破产重组往事，人群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而正是这起国企破产重组案，至今仍然余波未平，并将常德市诸多政府官员卷入余波漩涡之中。 “807专案” 2009年12月30日，常德市中院一审判决原常德市政府助理巡视员唐必清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唐必清的罪名是受贿人民币112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86.21万元。 法院判决材料显示，唐必清最大一笔受贿款50万元，来自于桃纺破产还债清算组。 唐必清于2008年8月7日被湖南省纪委双规，后定案为“807专案”。唐必清之外，另有10多人先后被双规，这10多人皆来自桃纺清算组、职工安置工作组，最终8人被以“私分国有资产罪”罪名起诉。 检察院起诉，这一工作组成员在2001~2004年间，前后6次共集体私分国有资产196.2万元，私分人数涉及19人。2010年2月8日，常德市鼎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对姚爱翔、刘凯建、刘春林、李育贵、喻国华、吴鑫等6人处以2~4年有期徒刑，并罚没私分资金。 桃源纺织印染厂，是常德市属国有企业，于1969年投产，主要生产各类纱线、坯布、印染布、服装和工业下脚料加工，1989年末被评为国家大二级企业。高峰时期桃纺有职工6940人，工业总产值2.65亿元，销售收入超3亿元，利润超2000万元，属常德市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1990年代中后期，桃纺逐步走下坡路，企业办社会的弊病也暴露无遗，直至资不抵债。困难时期，企业每个月只能发放180元的工资。 2001年5月，桃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常德市政府派出的桃纺破产还债清算组入驻桃纺，2001年11月，桃纺破产还债程序终结，企业注销。 在清算组入驻之后，常德市政府还派出了“‘三个代表’工作组”、“职工安置工作组”，后来合三为一，称为“桃纺职工安置工作组”，对职工的安置工作，一直持续到2006年。 根据相关材料，这一工作组人数最多时有36人，大部分人员由常德市政府成立的市直工交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从市里各个机关单位抽调，其中有市经贸委、市工会、酒管办、公安局、劳动局、审计局、纪委等诸多单位人员，另有一些招聘的下岗人员。组长为时任常德市经委副主任，后任常德市环保局长的王吉亚。 根据常德市检察机关的相关起诉材料，唐必清所受50万元桃纺清算组贿款以及职工安置工作组以发放节日费、补助费名义所私分之款皆属原桃纺国有资产。其资金来源包括原桃纺的存货、办事处门面变卖后未入账资金、虚列工程款支出、用电奖金等等。 “807专案”被作为常德市反贪重案，涉及人数之多亦令人刮目相看。然而，桃纺工作组一审被判决6人在庭审之时皆否认“私分国有资产罪”，一审判决之后纷纷上诉，其家属也屡次到处上访。而检方公诉人与辩护人争议的焦点之一，即指检方指控的196.2万元私分资产资金来源缺乏足够证据，在桃纺财务账目中无实据可查。同时，双方争议“私分国有资产”案是否涉及存在抓小放大、执法不公及转移反贪视线的问题。 唐必清50万元受贿款及196.2万元私分款的来龙去脉，可能牵涉桃纺破产重组中更深层次的内幕。 是否贱卖？ 知晓案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唐必清50万元受贿款，职工安置工作组196.2万元私分款，主要是湖南省纪委在调查唐必清案过程中，由原职工安置工作组组长、常德市环保局局长王吉亚供出，王吉亚并于法庭上供认，桃纺破产重组之中，工作组私设小金库。 “王吉亚供认的行贿金额中，不仅包括向唐必清行贿的50万元，还包括向其他人行贿的250万元。”上述人士对记者说。“王吉亚等人的言词证据中，可能存在桃纺清算组给本市其他领导拜年或者送钱的事实，但这一部分由检察院提供的湖南省纪委相关的笔录中只有唐必清这一笔，其他笔录被人为隐去了6页纸，破坏了证据的完整性，且提交的证言也均是复印件，这一做法剥夺了公众的监督权，且属于有严重瑕疵的证据。” 据了解，唐必清是2001年由常德市政府成立的桃纺破产重组协调小组成员之一，这一协调小组的成员还包括时任常德市常务副市长杨光宏、副市长陈文浩、经委主任刘克云，专门负责对桃纺破产重组的协调工作。 “从桃纺破产重组的财务账目上来看，收入与支出都是对应的，账是平的。王吉亚所供认的‘小金库’中300万元的资金来源和去向，是一个焦点问题。”3月31日，一位工作组成员对记者说。 这位工作组成员表示，“807专案”之后，检察院反贪局曾要求收受王吉亚贿赂者主动退回贿款，免于调查，也因此王吉亚所供认之其他250万元贿款去向没有公开。但这“小金库”中的300万元究竟是来源于桃纺还是来源于收购过程，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谜。 记者从多位原桃纺管理层人士处了解到，桃纺进行破产清算时，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8亿元，但在常德市鼎城区法院一审判决书29页有表述：“桃纺破产清算结案时，经常德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确认，其国有资产总额为2.28亿元。” “从市政府派驻工作组接手桃纺破产起，桃纺的破产重组基本上就与桃纺职工无关了。在破产重组这个阶段，工作组对桃纺的资产处置情况，后来返回桃纺的资金情况，都是不透明的，可能除了极少数高层之外。”原桃纺一位管理层人士对记者说。桃纺破产之前，原桃纺厂长调任湖南省纺织厅，市政府向桃纺派任了一名新厂长，原桃纺党委书记亦不再管事。但可以确定的是，桃纺完成破产程序之后，2002年杰新公司整体收购桃纺资产的收购款为5000万元。对于这一收购价款，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桃纺管理层和职工都普遍表示了不满，认为有被贱卖嫌疑。
据了解，杰新公司法人代表陈长新，原为常德市服务公司旗下一个洗染店的老板。“收购款是先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先期部分收购款支付，产权过户之后，再利用原桃纺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再向银行进行贷款。”一位工作组成员对记者说。
原桃纺管理层成员表示，在桃纺对外公开转让的过程中，曾有过多家企业有意向收购，其中包括福建、上海的民营企业，也有原租赁桃纺工作车间进行生产的民营企业，收购价亦有开出8000万元的价码，但最终未果。 “市里的解释是最好由本地企业收购，这样可以顾及原桃纺职工的就业问题。”上述管理层人士说。 “最终的收购方是由市政府的桃纺破产重组协调小组进行谈判和确认签字的。工作组无权插手。”上述工作组成员说。 国企破产后遗症 桃纺破产重组之时，正是全国国企破产重组的高潮期。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国企改制的大序幕。从2000年4月开始，常德市也开始展开大规模、全方位的国企改革，2000年5月，常德市政府专门成立市直工交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 当时常德市主要负责人曾表示：“再大的风险也得冒，砸锅卖铁也必须把这场改革拿下来！”常德市委、市政府为此召开了大规模深化国企改革动员大会，提出了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全市共选派960名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组成129个国企改革工作组进驻企业，每名市级领导包干负责一家企业的改革。 根据常德市统计局的资料，2000~2004年间，常德全市列入改革范围的346家国有企业中有336家进入了改革程序，304家企业全部完成改革任务，占全市改制企业总户数的87.9%。市直63家国有工交企业中通过改革改制成为民营企业的有30户，有20户由原企业班子成员收购。 但在这场大规模的“国退民进”浪潮中，同样引发了大规模的“国资贱卖”质疑。并由于国企破产重组后职工身份置换等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上访潮。 “1999~2003年间，是桃纺职工对党组织最不满、最不信任的时期。”一位原桃纺管理层说，桃纺职工甚至拉着有1000多人签名的横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抗议。 除了桃纺，常德三江水电站、常德机械厂、水泥厂、汽运公司、中药厂等诸多企业，亦曾出现职工因不满资产贱卖及身份转换而集体上访现象。 在这一常德国企大规模破产重组潮中，牵涉常德官场另一重要人物程海波，程海波于1999年2月~2001年3月期间任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4月~2006年3月任常德市委书记。于2009年7月22日在湖南省农业厅厅长职上被湖南省纪委双规，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知情人士透露，从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程海波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常德市市委书记任上所涉嫌的“三宗罪”：“一是借美化城市之名进行旧城改造，大搞权钱交易，涉及常德步行街、碧湖公园等多个项目；二是以国企改制为名，贱卖国资，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并从中自肥；三是买官卖官。”常德市一位政协委员对记者说。 根据常德市统计局的数据，在这场国企甩卖运动中，常德共安置职工126256人，其中离退休安置43367人，置换身份82889人。由于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大量产业工人的失业，程海波曾主导投资900多万元兴建了再就业广场，但最终搁置。 “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破产会给职工带来这么多的困难和伤害。”这名工作人员说。根据当年的职工安置方案，女工40岁、男工50岁便可办理退休，买断工龄为1122元/年，共有3850名职工完成了身份转换。“30年工龄，也不过三四万块钱。” 桃纺破产之后，职工的安置工作移交桃源县，成立了三个社区。但由于桃源县财政实力有限，加上之前多年桃纺是市直企业，当地政府并没有享受多少税收，导致移交后与县属企业之间待遇也不平衡，职工安置的遗留问题纠缠至今，“以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什么都由企业办，破产之后，私营企业不再负担企业办社会，社区现在变成是厂不像厂，社区不像社区，职工有什么生活困难，都来找社区解决，但社区既无实力，又无势力，很难解决。很多职工最后感觉像是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这名工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