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2009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的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于是，2009年被看成一个转折点，随之爆发的大面积用工荒似乎成了最好的注脚，“人口红利”面临枯竭的声音不断涌现。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因素，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有专家分析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 中国劳动力供给正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从2004年起，就有无数预言，认为未来“民工荒”将会经常出现，而且日趋严重。但实际上，人口红利只是走过了峰值，远远没有到枯竭的时候，而不管是民工荒，还是用工荒，也并不仅仅是人口红利变薄那么简单。 人口红利没有结束 2009年是人口红利的最高峰，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09年期间，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增加的。人口红利达最高获利点后，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新增数量下降，但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仍会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记者，中国的扶养比从1990年开始低于50%，只要扶养比低于这个点，就仍然还有人口红利。他表示，现在劳动力并不短缺，不过是从“无限供给”变成了“有限供给”，但这有限单从数量上说也足够使用。现在中国劳动力数量接近9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还要多，在总量上并不缺，只是结构上有些短缺，年轻的劳动力会少一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少了。即使去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开始回落，这个过程也是缓慢平滑的，而不会骤然导致今春突然喷涌而出的“招工难”。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波波的“用工难”？ 原因有很多种，通常的比如中国近年大力发展新农村，使很多农民不愿意出来打工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很多人可以在当地城镇找到不错的工作，不用千里迢迢到珠三角了，还有就是新一代农民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对工作比较挑剔。这些原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流动减少，但不致于造成如此大面积的“用工荒”。翟振武认为，民工荒主要还是工资低，有限供给的劳动力也是足够的，不同的只是原来不管多低的价格都能招到人，而现在需要合理的价格。只要企业提高用工价格，目前劳动力还是相当于无限的。他说：“广东缺农民工，但北京没有缺过，北京流动人口去年达到800万，2004年还不到400万，政府一直在极力想控制人口规模。据我了解，北京的待遇比珠三角好很多。最近几年新农村建设，农民在周围就能找到工作，收入不比广东差，但生活成本少很多。现在已经不是贫困年代了，不存在温饱问题，所以对工作会比较挑。要是珠三角大幅度提高工资，相信还会集中很多人。” 据测算，劳动力绝对值预计到2017年才会达到峰值，届时会到10.01亿人。也就是说， 2010年到2017年不仅仍是人口红利的获利期，而且尚有较多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享。其后呈下降趋势，2030年可减至9.89亿，2050年可减至8.62亿，相当于本世纪初的水平，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还很迅速，人口红利的多寡并没有成为关注的对象。
“用工荒”的转型预警
既然人口红利变薄不是“用工荒”出现的主要原因，那么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综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国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蓬勃发展，到本世纪，因为资金流动性充裕，资本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但技术密集型企业却没有像前两者一样有大的发展。而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要顺次走过劳动力推动、资本推动、创新推动等几个阶段，创新推动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走到一定的阶段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日本、韩国等都曾有过类似的境况，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走上了提高技术含量转变发展方式的道路。一些拉美国家则没有跨过这一道坎，所以在崛起的中途停滞。 直到现在，二三十年前发展起来的“两来一补”的作坊式企业还大量存在，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产业链低端为人作嫁，自有品牌的知名产品和中国经济总量完全不成比例。当时很多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引进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内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毫无利润可言。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这类盈利水平较低的企业大批倒闭，而“用工荒”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些外力都在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从这种意义上，“用工荒”对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预警，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一次机遇。 2004年出现“民工荒”，对中国经济已经是一次预警，只是当时外部环境尚好，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发展到不转型将难以为继的程度。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2009年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最为困难的一年，大批企业倒闭，转型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但当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一些企业在奄奄一息中撑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终于重新得到订单，却再次将转型抛到脑后。 “用工荒”则再次给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对于企业而言，面对“用工荒”必须提高工人工资才能招到人，为了保证利润，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增加产品附加值，或者增加机械操作，减少用工人数，两者都逼迫企业技术升级，这必将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从长远看，“用工荒”的出现对企业、对区域经济未必是件坏事。对宏观经济来说则更是意义重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更昭示着中国粗放型经济时代的彻底终结。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提了很多年，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已经成了写在课本上学生耳熟能详的口号，但这么多年，也几乎仅仅止于口号。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在逼迫中国经济转型。大面积地持续经年的“用工荒”，则可能奏响了旧经济时代最后的休止符。 不要挽救倒闭的企业 在2009年全国“两会”的时候，一场讨论引发无数关注，那就是一些代表委员建议，2008年1月1日才正式实施的新的《劳动合同法》暂停实施，或者干脆废除。这些代表委员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因为当时大批企业倒闭，中国经济陷入低谷，新的《劳动合同法》因为很注重保护劳动者利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当经济岌岌可危，这点增加的成本可能压得一个企业倒闭。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思维，稳定压倒一切。但这样做的可能后果，却是维护了大批技术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市场选择中，这些企业应该倒掉，经济才能良性发展。 现在，中国虽然已经走过了经济的最低谷，但史无前例的“用工荒”同样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用工荒”和新的《劳动合同法》一样，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这时候，政府的政策导向很关键，政府要做的是引导变革向正确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延迟变革的时间，很多导向正确的制度要能坚持到底，不变相放松。对企业来说，主动改变比大量被动倒闭好得多。一些因产能技术落后而岌岌可危的企业政府不要救，振荡是必然的，只要过程不太过于猛烈，政府都不要在这方面伸援手。翟振武说，广东提出腾笼换鸟，即让低端的小企业倒掉，用高附加值的企业取而代之，是很高明的。 翟振武认为，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前不注重劳动生产率，只过分注重GDP总量。过去中国的GDP总量靠的是人海战术。对于最能显示劳动生产率的人均GDP，过去的统计方法几类作假，算经济总量的时候，包括外来人口，算人均GDP的时候，却按户籍人口来除。翟振武告诉记者，这样的统计方法已经从去年开始改了，统计局现在要求按常住人口来统计。统计方法改变之后，人均GDP自然会大幅下降。如果要提高人均GDP，应该大力发展汽车行业、大飞机行业、现代加工制造业等等高附加值行业。政府要做的是给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