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这本书由老人家亲述，回首一生。通过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的笔，读者可体会到其苦难、喜乐交叠混然，可意会而不可名状。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搞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我们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邓小平、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过这个名词，在同年11月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邓小平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邓的这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被当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进行传播和传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仍是一个“禁区”。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 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邓小平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