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与被告:见义勇为后的莫名困局(2)



  困局

  侯世英母女陪同邓浩到了渝北区人民医院,可她们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住院费。幸好邓浩与主治钟医生是旧相识,因为钟医生签字担保,才得以在欠费的状况下入院动手术。虽然身体剧痛,但邓浩“神志很清醒”。他记得“抓歹徒的时候,右手的相机甩了出去,应该还在车里面”,他在手术前让人去找,相机真的就在车后座上,而且幸运地完好无损。

  手术后,邓浩的左肩植入了钢板,打了钢钉。唐仁全匆匆赶来,终于在医院与邓浩第一次见面。除了表示感谢,唐仁全还得操心着筹出医疗费,他的车在安邦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投了保,出事后,安邦保险的人赶到了现场。“他们跟我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车撞坏了,这个修车的钱他们是不赔的。但歹徒驾车逃逸造成的第三人的治疗费用,他们还是可以赔的。”唐仁全告诉本刊记者,“具体赔多少他们还要算,还提醒我医院里能少花点就少花点”。

  唐仁全家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精打细算,要垫付这笔医药费,只能四处去借。邓浩很快就看出了端倪,他在手术后第六天就要求出院,第七天办完了所有手续。“实在是住不下去,能省就让老唐省一点。”邓浩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我以前那些经历,我其实很敏感,我一下子就看出老唐真是个老实人,他也不容易,实在也不忍心花他的钱。”

  邓浩的经历比唐仁全要复杂得多,因为父亲早年去支援西部,1959年他在青海西宁出生。1岁多生母去世,12岁那年为了给小伙伴收集写大字报用的小墨水瓶,他捡到了一个玻璃瓶的自制炸弹,结果发生爆炸,动了40多个小时的头部手术,才保下一条命。从此右眼失明,右手只剩了两根半变形的手指,只有一根有完整的手指甲。他父亲后来再婚,又生了两个儿子,可因为这些意外,内心难免格外心疼他。

  大约在16岁那年,邓浩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供销社,从担水做起,120斤一担的水,每天要挑30多担。干了三四年,邓浩“不安心了,想出来闯,做生意”,那是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刚刚萌动。与唐仁全的安分被动不同,邓浩是个主动寻求突破的人。他和当干部的父亲讲道理,真的要来了7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的工资在江北算是很高的,一个月也才50元,母亲一个月30元。”邓浩计划的是魔芋生意,从贵州地价进货,自己加工,然后在重庆高价卖出。结果血本无归,因为他连魔芋和芋头都分不清楚,一开始就被人坑了。邓浩不敢回家,他觉得母亲对他虽然好,但“毕竟不是生母,心里隔着,觉得没法交代”,开始“在外面跟着别人混”。刚好赶上百货公司底价清货,一大包衣服才几十块钱,他买下几包去农村赶车的地方摆地摊,“也干过骗人的事,乱报尺码、做手脚,别人买回去根本不能穿”。这生意利润惊人,“很快就找了1000多块钱”。已经转业到中财保险公司的父亲辗转听说了他的骗人招数,把他叫回家面壁思过了整整两天。

  邓浩的创业还在继续,误打误撞地真的暴富过,就买了两辆中巴车在渝北跑客运,还经营着一家个体汽车摩托车修理门市。包里随时有现金几万元,每晚赶场去给别人买单,“最少都有两场”。豪爽自然让他在渝北结交广泛,不混江湖,但名声在江湖,交警队处理不了的纠纷,找他过去协调全都能解决,但他并不想就此当老大,“兴趣只是挣钱”。他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个烟圈:“当时真是找钱找疯了,一年只交一个月的养路费,别人上门收,我就用残疾人的身份耍无赖,说他们的路太烂,磨坏了我的车,让他们先赔我修车费。”1998年他的中巴出了两次车祸,保险公司迅速理赔,他就“思想上起了歪念”,搞了假发票来骗保,数额4万元,很快被戳穿,判了3年。“你说我缺这4万元吗?就是钱来得多就想更多,钱多了就是害人。”

 原告与被告:见义勇为后的莫名困局(2)

  邓浩在2000年出狱,凭借机械修理的本事立了几次单项功,获得9个月减刑。钱来得快去得更快,他的中巴生意早就停了,唯一一次置业投资也在牌桌上输了出去,那是“8亩地50年的使用权,买的时候一共花了8万”。暴富时期的朋友没剩下了几个,他想重新创业,这些朋友却劝他,“先在家里耍一耍,补偿一下”。这一耍就是4年,靠“养狗和帮人了事情”混日子。等到儿子一天天长大,有了买房娶妻的压力,他才幡然醒悟。虽然他已经把自己惯坏了,“低不下头,没办法给人打工”。但他还是为了儿子接了几次工作,“一次是为了给他买相机,一次是为了给他买房子”。可两次都让他有些寒心,嘴上说是朋友,到了给钱就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第二次,他帮一个开发商卖房子,预售的时候,许多人都交了定金,可开发商在开盘后突然每平方米提价500元,引发众怒。开发商承诺,如果邓浩能把房子卖完,不仅支付工资,还给他一套价值20万元的房子。可最后还是食言,事成之后只给了邓浩5万元和一部手机,就是邓浩现在用的这台。说话间电话响起,邓浩拿起来一看说,“就是这个朋友,他现在又有事情要来找我帮忙,我还没答应”。

  邓浩的两次手术一共花了1.7万元,唐仁全修车又花了2.4万元,这些钱都是借的,安邦保险的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为了还钱,2009年3月,唐仁全到银行把唯一的房产做了抵押,贷款10万元。“借的钱当然要还,不还良心也过不去,那样在世面上活着多不好。”唐仁全这样说。可他从此背上了自己从来都不敢想象的债务,“10年还清,利率6.5%,每个月要还1200多元”。他原本想用剩下的钱做点小生意,和朋友一起经营无油烟的煤气灶,结果一年下来只卖出了20多台,血本无归,但每个月的房贷还在。车子失而复得之后,他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诉讼

  唐仁全并不指望保险公司能赔修车费,但他买了交强险,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也就是说,受益者是第三人。渝北区分局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邓浩的受伤是歹徒逃逸造成,医疗费和赔偿总额共计8万多元应该由交强险支付。

  安邦保险重庆分公司的人找唐仁全和邓浩要走了全部发票,打了一个收条,然后再无下文。唐仁全多次与安邦保险交涉,得到两种答复,“北京总部那边的人说,事情已经处理完了,钱都打下去了,重庆分公司的人却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最奇怪的是重庆分公司既不赔付,又不肯归还发票原件。在法庭上,安邦公司的律师这样说,“发票原件用于公司归档,可以提供复印件”。这实在是个稀奇的答案,按照保险公司的惯例,赔付才会收取原件用于报账,而拒赔当然要归还。

  见义勇为给邓浩带来了荣誉,就在唐仁全抵押房子后不久,2009年3月10日,渝北区人民政府授予了邓浩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奖金1万元。同年9月,重庆市政府又授予了邓浩“第二届重庆市道德模范”称号,奖金也是1万元。这些钱邓浩都拿去还债了。见义勇为之前,邓浩刚刚开了半年的茶馆,落魄之后,他结识了一群并不富有的新朋友,常常会到他租的房子里喝茶聊天,有人提议,他不如做个茶馆,还能挣些生活费。弟弟的朋友替他租了个地方,每月800元,以前是个烧烤吧,除了用于营业的厅,还能隔出厨房厕所,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卧室,和一个能搁下另一张床的阁楼,两间同样幽暗。客人来了,都是自助服务,自己拿杯子放茶叶烧开水,一个人2块钱能喝上大半天。说是茶馆,其实非常简陋,屋子一角杂乱堆放着弟弟搬家临时要存放的杂物,剩下的空间,也就能摆下两三张麻将桌。最特别的地方是两侧墙壁,各挂了三幅硕大的油画,有人像有风景。6幅油画都是邓浩不久前从郊区的一个老房子收来的,他说“朋友相信我的眼光,给了我钱,说卖出去赚了一起分”。还有朋友硬塞给他一辆包着铁皮壳的载客三轮摩托,这样他可以大早出去先拉点活,再回来开店,要是有朋友能替他看店,他就再出去载客。拿到奖金,邓浩付了房租,还了车钱,他只想“做一个有信用的人”。

  邓浩是很后来才知道唐仁全连房子都抵押了,心里不是滋味。“早知道,我真的一分钱都不会让他出。”他其实已经很替唐仁全省钱了,拆线只要20元,他都舍不得去医院,在家里让儿子用剪刀就着酒精消毒把线剪了。第一次手术出了些意外,需要补做第二次,他没让老唐再出一分钱,一直拖到9月份获得道德模范称号之后,重庆市方面让医院给他做了个免费手术。

  邓浩和唐仁全就这样在彼此的困境中惺惺相惜。可是如何化解困局?有朋友给他们出了主意,“打官司吧”。而且不能由唐仁全自己来告,“他太忠厚老实了,太好欺负了,法庭上会连话都说不清楚”。由邓浩来告,把唐仁全和安邦保险一起告上法庭,“跟老唐比好歹也能多些关注度”。可是邓浩还是纠结了3个月,“打官司到底好不好,政府已经给了我荣誉,我又来告,那不是等于给政府丢脸?”茶馆的龙门阵摆来摆去,邓浩终于被说服了。2009年11月3日,邓浩到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唐仁全和安邦保险重庆分公司。2010年2月5日立案,4月1日开庭。

  开庭时的局面很奇特,原告邓浩、律师张来俊和被告唐仁全是一起来的,律师费和法院的立案费一共3900元,都是唐仁全出的,他只给邓浩请了律师。张来俊也只收取了象征性的律师费,他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观点:“赔付费用应当由交强险支付,而且邓浩的见义勇为,也免除了保险公司赔付唐仁全车辆的费用,所以除了唐仁全是受益人,保险公司同样是受益人,按照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受益人应该在合理范围内给予对方补偿。”而安邦保险的法务岳泰臣则坚持另一个观点,“导致邓浩受伤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刑事犯罪行为,属于故意伤害,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范围”,他以“应以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为由,申请“暂时中止审理”。

  案子本来在渝北区法院三楼的17法庭,因为电视媒体的到来,为了配合现场拍摄,换到了二楼的第6法庭。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一名法官出庭,整个庭审不到一个小时。法官提问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原告这边表示同意,被告这边,唐仁全同意,而代表安邦出庭的岳泰臣则表示,他只是一般代理,无法做出决定。当法官宣布休庭,邓浩和唐仁全都没意识到当天的程序已经结束,上了个洗手间回来,得知择日宣判之后,还是有些失落。主审法官也被记者围着,他不便发表言论,但还是觉得这个案子“调解是最好的”。

  来开庭之前,唐仁全刚刚去银行还了这个月的贷款,钱包里还有一张1200的存款凭条。按照贷款合同,照这个额度,2018年3月他才能重新拿回房本。本刊记者无意中感叹了一句:“那你的妻子真的很不容易,能同意你抵押房子。”前一秒还在强颜欢笑的唐仁全瞬间泪流满面,把头顶在邓浩的右肩上,放声大哭起来。邓浩拍拍他:“大哥,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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