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社会面临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与第一次“转型”有着本质的不同，3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转型”主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这次是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紧密配合、全面平衡的变革，其难度比第一次“转型”要大得多。
第一次“转型”主要完成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用通俗一些的话说，就是把被压抑的个人创造力和被禁锢的竞争力释放出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解放生产力。第一次转型的目标统一在GDP增长上，手段路径简化为私有化的企业制度变革，实现起来相对简单。其他方面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经济变革下的影响：市场经济所及之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政治理想、文化心理在功利主义的撞击下发生了大裂变。 毫无疑问，第一次“转型”的最大成功在于创造了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失败在于忽视了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精神物化”和社会分化，整个社会逐渐被锁定在一个被金钱和权力固化的二元利益结构中，民众的主流价值体系被这个强大的利益结构绑架，教育、文学、艺术等等需要自由和创新的领域沦为金钱的奴仆，人们的幸福感随着物质水平的增加进入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拐点。 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产生的。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的自发要求，也是第一次“转型”后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必然结果。今年“两会”代表们的意见集中地体现在教育、医疗、房价等民生和社会问题上，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了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下来的矛盾和纠结，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阶段。因此，除了要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代价、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外，第二次转型还要进行政治体制、社会大众福利保障、教育和文化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中国要进入到一个社会和谐、民富国强的大同社会，第二次“转型”至关重要，否则物质文明也将由于社会的失衡而失去增长之源。然而，这一次“转型”的目标多元，既要保持GDP的稳定增长，又要想办法改善民生，减轻社会集体性焦虑，遏制贫富差距加剧的势头，还要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争取主动——全球化让我们卷入了一场没有退路的国际竞争中。要实现这么多的目标，平衡如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要打破被固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 “两会”期间，温总理再三强调要遏制房价的疯狂上涨，可是“两会”刚结束，北京就拍出了新的地王。CCTV的主持人白岩松在评价此事时，戏称“房价不听总理的，而是听总经理的”。我们认为，这件事背后其实反映了当下经济格局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出企业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高。在信任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第二次“转型”的前途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