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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很老了。老到了中国人所说的米寿（88岁）的年纪。
他也早已富甲一方，身家近百亿，但依然亲自操劳，作息如同“7-11”的士多店：早上7点起来，晚上11、12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上床休息。 他已经多年名列胡润百富中国慈善榜榜首。2009年，他获得了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但他说，在国内，好事难做，善门难开。 两年前，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捐出身后所有家产，不留给后人。他是最慷慨的慈善家，又对每一笔捐款“锱铢必较”。不让人雁过拔毛，从中渔利。 在他45楼的办公区域里，尽管有数十个工作人员，访客进进出出，但绝对听不到任何皮鞋走动的声音。因为所有进出的人需换白色的酒店拖鞋。笔者后来得知，进门换鞋是余彭年的规定。这样不会让走动的人干扰工作中的人。 他说着一种带浓重湘音的广东普通话。为了让人好懂一点，他说得很慢，有时还重点复述，对自己的讲述显然字斟句酌，甚至有点不太耐烦接受提问，反复跟笔者说，你去看我提供给你的那两本媒体采访汇总的画册。那上面比我给你讲的要详细、要清楚。 慈善，对他而言，不全是开心的事。早年间他有过一次次的善款被骗、被挪用。如何让慈善做得更有效益、更精准抵达被捐助者，这是余彭年乃至国内有意愿的捐助人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在国内，由政府主导的传统慈善机构越来越显露出公益运作的诸多弊端：效率不高，缺乏独立的第三方财务审计、资金操作不透明的环节过多，收取的管理费不够合理……这一切影响着人们参与慈善的意愿。 余彭年的经验是：做慈善和做生意一样，都要学会精明。诚如西方所讲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余彭年做每一个慈善项目之初，就是先制定好一套运作规章制度。如果发现对方有违规行为，那就对不起，Game over。 比如，2004 年，余彭年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去给一个县的特困户发红包，每户一个红包，每个红包400 元。发了三个镇，由于时间关系，余彭年委托县里的领导帮他把剩下的红包发给其余四个镇。后来，余彭年从朋友那里听说，4个镇的特困户每家只拿到300元红包，因为县领导从每个红包抽出100 元，美其名曰“工作经费”。事后，余彭年再也没有踏进那个县半步，并决心以后发钱一定要亲自发到穷人手里。 胡润慈善榜的制榜人胡润，对余彭年的慈善义举有一句评价：“他更关心慈善捐款如何花的问题。这是中国慈善事业最困难的一步；同时也给国内其他的慈善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成功了，肯定可以带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笔者的观察是，在国内慈善行业还处于没有规则、没有透明、没有监管这样“三无”的初级阶段，慈善绝不仅仅是捐款捐物，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做好慈善确实是一个劳心劳力、斗智斗勇的活。从余彭年30年的慈善之路来看，民间慈善家、慈善组织，最好的操作路径是集中资源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领域去专注地做一件事，定位精准，作业精细，往往最有效率。 其实，有人曾总结过，美欧等西方国家慈善事业比国内运作得好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1、富人带头，富人有向慈善事业捐款习惯；2、可抵税，制度鼓励捐款；3、透明，捐款机构透明；4、社保，良好福利保障，无后顾之忧；5、宗教信仰，善良，有同情心；6、平等观念，先富者有帮助贫穷者平等意识；7、创业观，不把钱留给孩子；8、财富观，有钱是为造福国家、穷人。 余彭年对媒体常说：“儿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超过我，留钱做什么？”他两年前就为自己身后事做好了安排，订下一份慈善遗嘱，将所有资产，包括房地产、公司及金钱，委托香港汇丰银行做慈善信托基金。近日香港和内地的估价师已经完成了对余彭年所有清单财产的估价，总价值在90个亿左右。 余彭年说，我的这些财产谁也拿不走，只能用做慈善。待他百年后，香港、内地以至海外的慈善组织、政府及独立人士，均可根据遗嘱内的慈善项目申请赞助。 这是一个老人家，也是一个老江湖。一面有慷慨解囊的大气，一面却是锱铢必较的精明。他有他的坚持，也惹来争议。他说，我要确保我的捐助没有违背我的初衷，没有人可以从中牟取私利。 其实，在国内，像余彭年这样的人太少了，有一个给大家看看也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