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衍生品处于监管真空，除非国会通过一个更有力的法案， 否则美国经济和公民都在冒险。 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植美娜编译） 赌注是国会将通过一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在金融系统濒临崩溃的两年以后，我们很难抱怨说国会的这次行动是操之过急。人们可能希望国会这种缓慢的、审慎的进程会最终出台一个协调的法案，衡量好监管效果与其潜在成本的得失。 但这种拖延是金融界的一个战略。他们希望随着经济复苏，呼吁改革的声音会渐渐消退，经济可以恢复如初。可是经济并未恢复。大多数美国人的长期失业和收入下降与华尔街超丰厚的利润和奖金形成鲜明对比，激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的监管制度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监管者根本不相信能监管。除非我们将更加强有力的监管规章与我们的系统进行“硬连线”，监管可能并且一定会再次失败。 真正的危险是最终通过的法案所产生的意义和效用实在太小了，将不能保护美国消费者免于银行的掠夺，也不能保护美国经济免于这种危机在美国重演的磨难。 有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监管漏洞、豁免，监管者可能会再次为被监管者所“俘获”，或者改革无力去制止不正当的行为，却有足够强力去阻止更多有意义的监管改革。 例如考虑一下对消费者保护的这个方面，一些消费者的保障措施一定会通过。我们还必须确保所有金融机构（大小银行，抵押贷款提供者和发薪日贷款人）都受制于强有力的规章制度，不论是高利率和高抵押贷款利率猛增超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还是银行向不适当的人群强制销售衍生品。众议院的法案必须保留那些强有力的条款，同时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必须是独立的。监管责任不能下放给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在保护美国大众权益方面一直乏善可陈。 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将消费者的保护与建立“安全稳健银行系统”的任务取得平衡的必要性。然而，人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掠夺性贷款行为不仅不利于借款人，对整个金融系统都是不利的。即使这些做法没有风险，把恢复资产负债表的重任寄托在盘剥捉襟见肘的美国大众上也是不合理的。 或者考虑一下衍生品。大家都不应该忘记，这些高风险的、缺乏透明度的衍生工具几乎把整个经济体摧垮了，致使需要对美国国际集团（AIG）进行庞大且不透明的财务救济。 但是问题更为普遍。美国银行发明了一定程度上掩盖风险的衍生品，欺骗投资者和监管者，把他们的欺骗性产品销往国外，现在其恶果在希腊已经显现出来了。衍生工具也成了选择攻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的工具。 我们原来本该从这些“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的危险中学到前车之鉴，12年前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垮台，危及全球金融体系。相反地，我们却通过了一个法案，确保衍生工具免于监管。 衍生品的拥趸者把它们贴上了保险产品的标签。但是这些衍生品不是按照保险来监管的，因为他们保证说，有足够的钱放在这里保证支付索赔。所以当索赔真的发生了，却是纳税人不得不偿还这些钱。 这些行为可以更准确地被称作赌博而非保险。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应该从属于赌博法。相反，衍生品处于真空区—既不受保险管制，又不受赌博管制。 但是政府已经提议的，以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法案所反映的，都并不充分。报道称，法案试图“提倡”衍生产品标准化的运动，让它们在交易所中买卖。但是既然银行从衍生工具中有利可图，光倡议是不够的。有一些公司甚至总结说他们在不透明的市场中交易获利更丰厚。他们从这样的市场中交易得到好处，真是天大的荒唐。 但是那些每年收到350亿美元服务费的大型银行才是缺乏管制的最大得利者，而纳税人却要承担其中的风险。 如果允许不通过交易所直接销售产品，这些产品必须是透明的。资本市场只有在可以评估所面临的风险的时候才能够行使管制，例如对一家银行。这就意味着要公开让市场知晓，包括交易的另一方是谁。对提高保证金的要求应该成为“胡萝卜加大棒”系统中的一部分，来引导交易的方向。 但是这一要求会定得足够高吗？我们能相信那些过去如此失败的监管者在将来能做得更好吗？ 有一个补救方法：让那些所有的交易所、结算所联合起来各自为损失负责。 在衍生品市场还需要其他的改革，需要控制赤裸裸的信用违约互换恶行，它们把赌注压在一个国家或者另一家银行的倒台上，现在任何一个提案在此的控制上都远远不够。 在这次危机中，不道德的银行业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所以更好的银行监管应该是改革的中心特征，应该强迫银行，特别是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回归它们的核心业务：贷款。 例如，它们就不应该处理衍生品，无论是把它们看成保险还是赌博。银行的核心业务是提供信贷，也许如果它们专注于此，就能做得更好。或许即便是不参与掠夺性的贷款，它们也能盈利。 这些大而不倒的银行，以及这些关联而不倒的银行，暴露了一套特殊的问题，因为他们有过度冒险的动机：如果他们赌博并且赢了，他们就得到利润；如果他们输了，纳税人买单。 在金融危机中，政治领导人畏缩了：他们不仅救济银行，还救济了银行家、它们的股东和债权人。银行越大越复杂，他们就越畏缩。设立更好的“清算机构”也许能帮上忙，但是却解决不了问题。
更糟糕的是，目前的政策在助长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气焰；因为这些银行的银行家们知道如果必要的话，他们非常可能得到救助摆脱财务困境，他们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资金。结果这些银行并未提高工作的效率，只是提高了被资助的效率。 有一个办法：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限制大型银行，应该把它们打散，限制它们的活动，对它们施加更高的资本计提和附加税。 沃尔克法则限制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这一法则实施得还不够深远。正如我们在这次危机中学到的，投资银行可以制造系统性风险。 此外，这些限制可以缩小利益冲突的范围。它们或许能防止看起来日益普遍的不当行为，比如一个银行同时卖一个产品并且卖它的空单。 还有更多的担忧：这一法案或者监管机构会足以控制杠杆吗？会足以控制，或者至少去控制诱导短期行为和过度风险的奖励机制吗？会足以鼓励，或者至少去鼓励银行回归它们提供贷款的核心业务吗？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新法案不怎么能改变美联储。美联储已经失去了这个国家的信任，这也是它罪有应得。美联储的治理不符合民主治理的基本原则，在像这样的危机中尤为恼人，它扮演的是半财政的角色。最起码我们应该明白，美联储是一个公共机构，服从于信息自由法，并不应有例外。 一个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它的公民和经济。欧洲信任过美国金融市场，当时它买入了我们的有毒抵押贷款。未来不可能再这么信任了，如果我们没能通过彻底的监管改革，就更会如此。 在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是争做最后一名的赛跑，各国力争创造“轻松”的监管体系来吸引资金。 美国可能还没垫过底儿，但是离垫底也不远了。就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公民已经损失惨重并且还在继续损失。 除非国会通过一个远比现在看起来强有力的法案，否则我们就在冒险：让我们的经济更加脆弱，让我们的公民更多地被财务舞弊伤害，而这些舞弊为过去十年刻上了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