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规模和结构相像，韩国家族财阀不同于日本家族财阀的根本之处在于，韩国家族财阀并不掌控国际的金融体系。韩国国家控制各大银行，这点与我国一模一样。韩国政府通过给不同产业和企业的信贷、利率、财政补贴及贸易补贴宏观调控着产业结构，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韩国不同家族企业的命运。 承继上一次“日本家族财阀”的话题——家族企业如何通过“机构化管理”成为现代跨国企业。这一期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另一个文化后裔—韩国。我有意让本文的标题延续上一期的基调。细心的读者稍一抬头便能感悟日韩家族企业的相似。没错，韩国家族企业也叫做“财阀”。不仅如此，连韩文里代表“财阀”的汉字都与日文里的一样。 中央化的企业管理 从历史上看，日本深刻地影响了韩国工商业的发展，但韩国并未跟随日本—微调儒家文化、借助中介于家庭与国家间的社会组织、实现企业“机构化管理”的工业发展轨迹。韩国家族财阀企业除了“财阀”二字和企业规模与日本相像外，其发展历程靠的竟是文化与企业组织之外的第三因素。 首先，韩国的家族结构其实更像我国的家族结构。在韩国社会，人们重家重于对组织机构企业的忠诚，没有“过继”的传统，强烈的宗族渊源（而非日本的社会团体）构成家族外的社会纽带。
有趣的是，日本的姓氏比中国多，中国的姓氏又比韩国多得多。将近40%的韩国人姓金，另外18%的韩国人姓朴。在我国，整个人群都同姓的地方常常是南方曾经偏僻的农村。而人们很难期望，只由同属一宗族的员工组成的“乡镇企业”能成为全球性企业。因为现实里很难只在一个宗族里找到足够多称职的贤人智者—职业经理人。 直至今天，韩国企业的管理依然可以说是层次化而非扁平、中央化而非分布、权威而非放权的。这依然是韩国影视剧里经常的场景，当一位公司首脑走进会议室里，不管是与会的年长者，还是视频电话会议另一端的人员，一律都要立正致敬，哪怕徐徐步来者是一位30来岁的继任者。联想起韩国巨型跨国集团的规模，似乎他们早该触到了人才和管理的“玻璃房顶”。 在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方面，韩国企业也屡屡受制于家族因素。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将管理权分别交给了号称“七太子”的7个年轻儿子。而当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试图跳过长子、次子，将公司交给三儿子李健熙时，这在日本企业界不难完成的事情，李秉喆却需要绕大弯子。李秉喆先将股权转到自己名下的基金会，等李健熙能掌控大局后，才把股权转到他名下。 “超级凯恩斯”的超级助推 自二战后韩国经济起步直至1990年代，韩国工业由家族企业主导而缺乏现代经理人体制。韩国工业规模分布本应该呈两头多中间低的“马鞍形”——拥有众多小型私营企业加上少数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如同曾经的我国内地，香港台湾乃至意大利和法国。但很显然，韩国构成了一个反例，私营家族财阀主导的韩国经济结构更像日本、德国和美国。其秘密在于我前面所说的“第三因素”—二战后韩国政府对家族企业集团崛起的强大推动。 经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韩国在二战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人的铁血政策——从1961年到1979年的韩国总统朴正熙。韩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国家角色在推动企业发展和促进企业走向“机构化管理”上的力证。 尽管规模和结构相像，韩国家族财阀不同于日本家族财阀的根本之处在于，韩国家族财阀并不掌控国际的金融体系。韩国国家控制各大银行，这点与我国一模一样。韩国政府通过给不同产业和企业的信贷、利率、财政补贴及贸易补贴宏观调控着产业结构，这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韩国不同家族企业的命运。 在韩国经济起飞的1970年代，韩国的纺织和成衣制造业几乎被全面清洗，因为政府决定退出与东南亚国家在这些行业的竞争而进入产能和产值更高的出口行业。银行立刻响应这一决定，从1976年近80%的国家主导投资投向了重型产业—建筑、造船、钢铁和石油行业。现代集团更是史无前例地从先前一万吨的造船吨位一跃到制造26万吨的巨型油轮。 无疑，韩国政府通过干预经济刺激财阀企业的做法，放在今天这可谓是“超级凯恩斯”。而这类似计划经济的手段难免带有弊端—在26万吨油轮下水一刻韩国造船业正好赶上了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国际油轮市场萎缩。在如今世贸的框架上，韩国当时的各类补贴调控手段已经逐步失效，但韩国政府刺激和扶助家族企业的做法至少有两点值得我国借鉴： 第一、韩国政府以借贷和优惠政策为条件，迫使和推动众多家族企业逐步聚拢形成大规模的网络型企业机构（Networked Organization）。和日本财阀企业和后来的连锁性集团一样，韩国家族财阀企业及相关的众多家族企业都通过相互持股形成网络。其效果其一，防止了外资的进入，这方面效果好坏尚有争辩。其二，商业网络帮助家族企业弥补了规模上不足。后者的效用在日韩乃至欧洲的家族企业都得到印证。 第二、韩国政府推动网络型企业机构同时，积极主动地推动跨不同行业和企业的通用文化建设—推动现代制造业的管理手段、调和劳资关系、协助家族企业不断吸纳韩国国立大学培养出的一代代精英成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换言之，推动机构化管理—让家族财阀集团企业像机器般地运转，而不是靠家族首脑发号司令。 韩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推动商业价值观和民族主义精神，这也不断迫使企业和从业人员接受更高的行为标准。为此当时韩国政府不惜将行为不检点、令公众反感的公司首脑推上法庭，令其企业破产。 韩国政府的做法放在另一时候和地球的另一个地点，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国家主导投资和市场势必带来政客捞好处和腐败。与韩国一起走向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是明证，但韩国没有成为印尼或菲律宾，相反韩国的经验证明政府在推动企业规模化发展上的决定性作用，足以克服本土文化、家族观念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局限。 我们也无法照搬韩国的成功经验，但韩国政府角色的主导作用值得我国各地政府和私营企业共同思考我国私营经济的规模发展战略。 作者：现任欧盟委员会中欧合作项目关键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物理学哲学博士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哲学博士。 《21世纪经济报道》“Think Globally—放想全球”专栏作家。 著有《如何将孩子送进世界一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