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电影火了。
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62.06亿元，同比增长达到42.96%，今年预计票房100亿元。当人们看到民营企业华谊兄弟上市的光鲜之后，电影行业的“电影国家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支国家队里，不仅仅有一贯高举高打的中影集团，还有着另一支特色鲜明的队伍──上海电影集团。 上海电影集团（以下简称上影集团），这个曾经制作出《高考1977》、《东京审判》等影片、同样位列国家队的电影大厂，一直显得低调。在21世纪之初，咬牙度过国企改制阵痛期的上影，吃够了闭门造车的亏，所以在完成改制谋求上市的道路上，始终秉承着开放的心态拥抱市场竞争的洪流。 最近两年，上影集团迎来了自己的春天。60岁的上影厂，从2003年的企业负债率高达70%，到2008年主营收入15.18亿元，利润总额2.16亿元，这位高龄国家队员重现生机。 拿什么拯救你，上影集团 2003年，那一年香港导演刘伟强说“内地的电影市场，世道再好，前景再好，但是目前的电影环境不太好。”那一年“非典”肆虐，北京地区全部影院停映，5月份票房成绩为零。那一年任仲伦走马上任上影集团，当年税前利润200万元，税后亏损，企业负债率76.8%。任仲伦当过大学中文系教授，做过电影报刊主编，曾任上海市作协领导，但唯独，没干过企业。 而上影集团，改制前作为一家国有文化事业单位，需要完成且仅能完成的工作只有一项——拍电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的政策让上影集团养成了“没钱让你管，有了钱不要你管，拍出了影片他不管”的企业文化，老牌国企沉重的文化价值包袱压得任仲伦喘不过气来。反正政府出钱拍电影，拍完之后，好的得奖，差的也不用管，这种心理让上影集团变成了一座被市场化海洋所包围的孤岛。 向来只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任仲伦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软肋，两个月内任仲伦的名字出现在了上海交大EMBA班的学员名单里。当被问到学会了什么，“投入必须有产出，争取利润最大化”，任仲伦回答得很干脆。2003年，任仲伦还去了美国考察，回国后就带领上影人做起了一件事——打造产业链。 至于为什么要学好莱坞的模式，作为上影集团总裁的任仲伦如是说：“当时没有把中国的企业作为我的标杆，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计划经济中抚育出来的，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昨天而不是明天。”所以任仲伦直接把标杆定在了世界最先进的美国八大影业集团。而它们的成功共性，就是拥有从制片到发行，从放映到市场营销的电影产业链。每个环节都是集团可控的，无需受制于其他企业或机构，主要依靠市场进行调节。 那时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时代已经开启，电影制作、发行流程已经相当成熟。而在上海，任仲伦想要建几家影院还会引来同行的大呼小叫，因为在老电影人心中，制片厂就是拍电影的，建影院那是文化部的事。但任仲伦还是努力筹措资金，将上影旗下的联和院线铺到了全国16个省市区的49个城市，共计拥有484块银幕，105000多个座位，这一数字还在节节攀升。2003年上影集团全年票房收入1.42亿元，2010年仅1月份票房收入就达到了1.43亿元。目前联和院线在全国票房的占有率大概达到10%，排在万达和中影星美之后，位列第三。 在电影产业链中，铺设院线是相对容易实施的，资金到位、选址合理即可。而最不容易的是如何将制片能力提升，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同时又兼顾艺术水准。但单凭一众长期生活在体制内，只讲生产目标，不懂市场规律的导演进行创新，无论怎样也只是在这座孤岛上的独舞。于是任仲伦大胆“开闸放水”，从市场化的海洋中引进多个合作团队，逼迫厂里的导演尽快适应从事业单位到市场主体的转变。开放与合作
任仲伦在秉承着“开放必改革，合作求发展”的方针引进“外援”的同时，也引来了非议。员工不满，领导找谈话，任仲伦只说了8个字──“有意为之，无奈自知”，之后便顶着压力将尚属小众的贾樟柯招至麾下。虽然早期的一些作品已经让贾樟柯声名鹊起，但在2004年之前，他的作品仍只能归类于地下电影，在国内从未进行过公映。那年贾樟柯正苦于没有人投资拍摄他的《世界》，而任仲伦看中了贾樟柯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良好口碑，决定合作。 最初贾樟柯还在怀疑拿了国营大厂的投资是否要有所妥协和让步，但任仲伦一句“上影集团不需要你贾樟柯来拍上影传统风格的电影，上影需要一部贾樟柯风格的电影”让贾樟柯放了心。从《世界》到《三峡好人》，从《24城记》到《上海传奇》，一路下来都是上影在背后支持，而上影对此很少发言。为一个地下导演出头，进行探索式合作，来自社会舆论和集团内员工的争议颇多，但任仲伦始终恪守“少说多做”，甚至“做了不说”的原则，少造势干实事，将舆论产生的阻力降到最小。 2008年贾樟柯与上影集团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旨在发掘、支持更多青年导演，正如当年上影支持贾樟柯一样。从上影开放大门迎接各路人才，到深入合作提升上影竞争力，贾樟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用具体作品为上影集团自己的导演设立了影片质量的标尺，外加任仲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的电影世界观──“我是有文艺倾向的，觉得电影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商业”。这种对艺术的尊重，对影片质量的追求，使得上影集团在去年硕果累累。作为第一出品方出品的电影获得国际国内奖项共计38个，若加上联合出品的影片则获奖数量达到103个。 而在兼顾市场方面，由于片方只能拿到票房收入的40%，且在流通环节中利润被进一步分割，电影产业的票房高涨，并不意味平均利润率的飙升。所以在独家出品的制片方式之外，上影还努力寻找其他合作方式进行投资。在国际合作方面，上影集团和英国Merchant-Ivory制片公司在2005年推出了电影《伯爵夫人》，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拍片，并参与全球票房分账；2007年的电影《蓝莓之夜》是第一次有国内电影企业直接投资的外国电影；2008年的《木乃伊3》是中国电影企业首次与美国著名公司——环球公司合作顶级商业大片，并在上影集团的车墩影视基地取景拍摄。而在国内，上影集团也与民营电影企业如华谊兄弟、以及电影产业巨无霸中影集团合作密切，在《集结号》、《画皮》、《建国大业》等电影中以联合出品方的身份出现，从而分散市场风险并确保商业收益。 至此，上影集团电影产业链上的两大核心竞争力已经凸显，即强大的制片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上影集团2009年年产电影456部，出品和联合出品、进入全国发行体系进行公映的影片18部；拍摄电视剧500集。依靠布局完成的市场发行体系，覆盖上海，延伸江浙，突破京粤川，力争影响长江一线，吸纳了更多的影院加盟联和院线，争取今年票房破10亿。 而同时穿起这条产业链的还有上影集团旗下的媒体资源——1个电影频道、4本杂志和1个音像出版社。上影集团利用6年时间打造产业链，整体推进旗下的5家大型制片企业、14家影视制作公司、1个大型拍摄基地和院线的发展，终于摆脱了转企改制的阵痛，向着上市的目标努力前进。如果当初没有逼迫自己开放，尝试多元合作，上影集团到现在可能还是个死而不僵的国营厂，陶醉于往日的辉煌。但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它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 商业还是艺术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像打了鸡血似的一路高歌猛进，各种社会资本涌入，寻找着一本万利的好项目。眼看一部电影挣了钱，相同的题材就涌上去，同质化的趋势越发明显，电影的原创力正被模仿和复制渐渐耗干。然而“商业元素”在电影中的想象力却变得越发奔放，植入广告、配合电影推广进行的企业营销甚至成为了片方收回成本的主要途径，票房变成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面对这些趋势，身为电影“国家队”的一员，上影集团又是如何配比电影商业与艺术的剂量，到底谁又该向谁妥协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国企老总来讲，不是要你每部影片都必须赢，而是整体能赢就可以了。所以在保证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基础上，我拿一部分钱出来，担一些文化探索、艺术探索的风险，我愿意。”任仲伦身上总有抹不去的知识分子文化情结，这从上影集团“三足鼎立”的影片类型也能看出一二。 任仲伦不喜欢“主旋律”这个词，因为它已经被演绎和扭曲成了贬义词，他更喜欢将上影集团的第一类影片称为反映主流价值的影片。这些影片不是平铺直叙的说教，而是反映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拥有的价值判断和共同记忆。如《高考1977》被喻为10年以来中国人为之流泪最多的一部影片。类似的还有《东京审判》以及与华谊兄弟合拍的《风声》，虽然后者被称为开启了类型化电影的先河，并在市场运作上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上影集团一直将它归类于主流价值影片。另外中影集团主导拍摄的《建国大业》，上影集团也参与投资了10%，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第二类影片，也是对上影集团利润贡献率最高的，就是商业类影片。同时这类电影也是上影集团出品影片中比例较高的。为实现既定盈收目标，商业类电影贡献巨大。但对于超出预计、“可赚可不赚的”钱，任仲伦更愿意用来冒险投资艺术类电影，也就是上影集团出品的第三类影片。“我的一个领导跟我讲的很彻底，他说上影不是指着你来赚钱的。有很多企业能够赚钱，而且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比。而你，首先要拍出好电影。你多赚两三亿元跟拍几部好电影比起来是没什么价值的。”任仲伦对此很释怀。因为他终于能放心大胆地帮扶新晋导演并为电影艺术的发展贡献些力量。而这不仅是一名知识分子的情结，更是国企电影大厂应该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现在忙碌完日常工作的任仲伦经常和导演、作协的老朋友在一起“神侃”，并时常亲自挂帅参与剧本创作。毕竟他是个写了600万字影评著作的电影评论人、剧作家和制片人，对电影剧本有着异常敏锐的判断力，对时代脉动有着犀利的洞察。而这个半路出家的商人，却从未想过要一家独大，就像影片类型要“百花齐放”一样，电影企业也要万象争春。任仲伦最爱将上影集团的发展策略戏称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即使成功上市了也要“少说多做”，努力布局、完善产业链，广泛积累社会资源。而上影集团一直秉持着开放平等的心态对待合作者，因为任仲伦一直坚信“一两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做成事，但也就只能做成一两件有价值的事情。但如果几十个人一起做，可以做成几十件有价值的事情，而对于一个集团品牌来说，影响力将更大、更密集”。
在电影国家队里，这种合作精神和开放态度显得尤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