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规范国企治理,加速推进体制改革



 文/本刊记者  孙坚  严学锋

  北京,3月初,料峭中传递着春的讯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以123字的较大篇幅,针对中央企业与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两次提及完善治理,并将其置于今年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外,报告多处着墨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风险管控、兼并重组、高管收入等数个关键词,清晰勾勒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块试金石,它既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得当调控下,中国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与竞争力不断提高,同时揭示了国企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两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京与《董事会》杂志记者就国企改革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指出,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快推进董事会试点工作,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促进国企改革取得新突破,进一步激发国企内在发展活力,将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应对外部挑战的决胜关键。

  《董事会》:总理报告中两次强调要完善国企公司治理,并对国企改革新阶段的着力点作出明确指引,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两难”问题增多的2010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对国企改革有何突出的意义?

  邵宁:正如总理报告所指出的,今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一年。但是产业升级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也突出反映在国有企业身上,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还不合理,分布过广、战线过长、缺乏导向、产业趋同等问题依然突出,企业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缺乏核心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二是大型国企股改相对滞后,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健全;三是国资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有待改进。

  基于这一实际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将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摆到消除体制障碍的突出位置,目标明确、用意深远,最终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董事会》: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实现真正公司治理的难点主要有一股独大、经理层任免和如何发挥好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成为国企改革绕不过去的一道槛。我们最终选择了建立完善董事会破解体制难题,回头看这些年的摸索实践,您有何切身感受?

  邵宁:国有企业长期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制的企业领导体制,决策与执行重叠,内部难以制衡,日积月累弊端显露无疑,与全球大企业的普遍发展规律相背离。要推进制度完善,就要突破不合适的体制障碍,出路在于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国资委从成立的第二年起,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试点工作就在中央企业铺开。五年来,试点企业已达24家。董事会运作逐步规范、作用逐步发挥,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成效令人鼓舞。

  在董事会试点稳步推进的基础上,国资委和中组部将经理层的选聘、考核和奖惩权下放到董事会,并将继续向董事会移交部分权力,不干预其职权,这是重大的体制性突破。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党组织如何在新体制下充分发挥作用,取得了重要经验。 具体包括:要坚持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统一决策、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原则,既确保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主体地位,又确保党组织有效参与;既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保障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既有效发挥各自的作用,又不丧失效率、不模糊责任。通过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效的党政分设,厘清权责利关系,让党委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更好地改善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领导,为今后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将一把手负责制变革为分权制衡的董事会制度,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实践证明,董事会试点工作的基本框架是合理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规范。

  《董事会》:发挥董事会应有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外部董事制度,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有何具体考量和应对?

  邵宁:一个决策组织中大多数人都能说真话,敢说真话,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必然提高。所以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设计时,就确立为建立健全以外部董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董事会制度,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这与过去的国企董事会存在重大差别。

  大企业的决策组织与执行组织的运行规则是不一样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必须分开,否则无法运作。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大多数董事不在执行层任职,不负责执行性事务,决策权与执行权就实现了分离,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完全改观,体制效应十分明显。同时,除总经理外,董事与经理人员不重合,董事之间也没有上下级关系,董事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在重大决策时可以客观、坦率地发表意见,独立地行使表决权,从而保障董事会真正实现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从试点情况看,由于外部董事参与决策把关,试点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也正因为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占多数,董事与经理人员难以高度重合,董事会管理经理层的职能也就能够实现,避免了自己监督管理自己的局面出现。

  国资委选聘的外部董事都是企业经营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由于制度设计合理,他们对外部董事的职务没有依赖性,除了董事会上的表决权外无其他权力。这种超脱的角色定位对出资人来说非常有利,能够客观、妥当地处理出资人、企业、经理层、职工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央企的示范作用下,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方国资委也在大力进行建立外部董事制度的试点。实践证明,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制度,比总经理负责制好,比没有外部董事的董事会好,比这几种体制下的党政分设好。基于此,国务院国资委下一步对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工作的定调是推进和规范,在推进中规范,在规范中推进。既要推进专职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继续充实外部董事人才库,为选好配好外部董事提供组织保障,又要规范发展外部董事制度,充分发挥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

  《董事会》:好的制度安排还需要恰当地去执行,我们了解到,不少实施外部董事制度的央企董事长,工作中常遇到如何到位不越位的难题。对此您有什么好建议?

  邵宁:这确实是试点企业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在董事会中,董事长与各董事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大家平等地参与董事会的表决。但是,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一个组织,董事会必须有领导人才能有效运作,这个领导人自然是董事长。董事长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董事会运作上,包括组织制订董事会运作的各项制度,初审拟提交董事会表决的方案或事项并适时提交董事会讨论和表决,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组织董事之间的沟通,负责董事会与国资委的沟通,等等。从试点企业的情况看,外部董事长的职责任务是很重的。

  如何到位而不越位?首先还是要规范建设董事会制度,修订完善公司章程、董事会工作制度、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和工作细则,厘清董事会、经理层的权责关系。在这个框架下,董事长切实履行好组织董事会运作第一责任人的义务,要议大事、把方向、防风险,防止管得过多、过细;经理层要认真贯彻董事会的决议和要求,总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主动与董事长沟通情况,做到在决策程序、授权决策及相应的报告与责任方面规范、完善。

  《董事会》:您刚刚提到了董事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是防风险,2010年国有企业应如何进一步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邵宁:尽管今年企业的发展环境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仍极为复杂,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根本好转。这就要求我们在去年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改善经营管理机制,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具体包括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要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将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渗透、融合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企业管理系统本身要体现风险管理思想,可以通过编制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形式进行年度性的“体检”。第二个方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下负责风险管理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尤其是涉及“三重一大”的决策时,董事会要通过勤勉尽责加强工作力度,为风险防控提供组织上、决策环节上的保障。对于一批尚没有纳入董事会试点的企业,也要进一步建立、完善适合本企业特点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规范国企治理,加速推进体制改革
  《董事会》: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也将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追昔抚今,您对国企改革的前景有何展望?

  邵宁: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32年的改革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的体制改革,才能顺乎潮流、合乎民心。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提醒人们,没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有力的外部监管,是不行的。中国的国企改革发展尽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有些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还不稳固。这就要求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快推进董事会试点工作,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促进国企改革取得新突破,进一步激发国企内在发展活力。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国资委、企业,以及包括《董事会》等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推进。只有艰苦探索,奋力过关,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成功应对外部挑战才不是一句空话,才有根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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