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在诉讼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抱着对法律的信仰，权利又如何得以实现呢？
今年5月4日，我收到法律服务工作者肖先生的邮件，内容是关于我和我父亲交通损害赔偿的二审判决书，此时距发生车祸已有1年3个月，接到这份并不令我满意的判决书，个中心酸唯我自知。车祸发生后，肇事方极其不配合，他们仗着有亲戚在当地交警部门任职，先是叫来社会闲散人员破坏现场，后是在医药垫付款上推三阻四，最后甚至就是玩“失踪”。我不想过多在事故责任认定上纠缠，我尊重当地交警部门“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同等责任，因为，这在当地是一种流行的做法。但是，肇事方在驾驶前饮过酒，并且是驶入我方正常行驶的左行道，只是当时我与我父亲晕倒，救人要紧，谁也没有想到过取得证据。公安县中医院是全县车祸诊疗的定点单位，我住院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受伤者送过来。隔壁曾经有运用“私力救济”将肇事者铐在床头的情况，以逼迫肇事者拿出医药费。面对肇事方蛮横的态度，沿用肇事方的说法“我们就是要拖”，我们每天都要接到医院的催款单，老家亲戚悲愤不已，几次试图劝说我同意将肇事方“劫持”。我坚信法律必将还父亲和我一个公道，所以坚决抵制非理性的冲动做法。 为了节省医药费，在医院病床躺了77天后，颅骨恢复手术仅一周，父亲就出院了。现在父亲头部的1/3是用一种制造太空飞行器的金属支撑着，而他曾是一座山，在村里担任村长近10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并抚养两个儿子都读到研究生。我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易继明先生得知我遭遇车祸后，率先拿出2000元捐款，全班同学也进行了募捐。父亲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奶奶伤心过度去世。我奔丧回家，面对语词不清、思维混乱的父亲，我强忍心中的悲痛。二审期间，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征询我是否同意调解，被我坚决拒绝。他哪知道，赔偿的意义远非经济层面。可是，法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仅为每日15元、护理费的标准仅为每日30元。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判决将我父亲的住院天数认定为误工天数，可按照法律规定，误工时间可以计算到定残日前一天，法院的理由是，出院后，医疗机构并未出具父亲需在家休息的医嘱。一个做了开颅手术的病人回家休息还需要医嘱么？而对我本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持为1000元。 肖先生提醒说，更关键的还在后面。保险公司理赔的部分容易执行到位，可是肇事方呢，如果他仍旧不配合，死活说没钱，你也没有一点办法。我不由得想起“私力救济”的隔壁病友，他们把肇事者铐在床头3天后，肇事者家属就乖乖把医药费送来。他们没有讲究法律，更不需要繁琐的法律程序，可难道公正只能这样获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