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是不是就是这些？它们作为普世价值是不是够了？难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的价值资源可以不是普世价值？仁爱、民本、同情、礼让、和谐、修养，对于其他地区的生命共同体就不是价值资源？
不妨将这些价值放在一起来作具体讨论。自由固然是一种价值，但它跟平等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我要个人的自由时往往会损坏平等，美国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共和党上台就要强调自由，放松市场管制，结果富人得了很多好处，贫富差距加大，民主党上台时发现自由过度，社会公共问题，缺口很大很多，于是着手解决平等的问题这样往往会高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自由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这两个价值本身往往不能自洽，突出平等的时候往往伤害自由，突出自由的时候往往伤害平等。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涉及美国的南北战争。诺齐克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发现，南方的军队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同仇敌忾地抵抗北方。
刘涛：《乱世佳人》就是写这个。
黄万盛：诺齐克找到了这些审讯南方黑人俘虏的记录。法官问，“我们是去解放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要和奴隶主联合起来抵抗？”那些黑奴说，“谁要你们来解放，你们将我们解放了，给了我自由，但我们去哪里吃饭。你解放了我，就再没有人对我负责了。”
诺齐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有没有选择做奴隶的自由？这是个深刻的问题。这是由自由内在的不完整造成的。通常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力威胁的选择，你是自由的，意味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你的目标，你的领袖。可是，如果他选择的是放弃自由，你能不能接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才说，自由背后有更深刻的问题，即责任。当你追求自由的时候，你对自由所负的责任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许愿，不是一个空洞的权利，自由是一种生活，一种需要负责任的生活。
刘涛：我觉得孔子说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真正的自由。黑格尔亦区分：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胡来不是在自由王国，而是在自然王国。
黄万盛：只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还不够，还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才是最精彩的。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长期的培养和修炼。孔子把自由看作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生命历程无止境的追寻和成全，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大智慧。前面提到的诺齐克的困惑，在孔子这里就不存在。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之所以如此看重正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平等还不是最深刻的问题，平等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东西，公正应当是更深刻的价值。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即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人与人沟通应该存在一个理性原则，他是在反思和发展启蒙以来的这些价值。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重要资源可以参与建设。比如北宋大儒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比如“推己及人”，比如“诚”，比如“信”，交往的形上学、存有论、功夫论等，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关怀重点，这些深刻资源为什么不能参与西方价值的改造建设呢？
刘涛：那么民主的价值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黄万盛：民主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价值，但西方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很多教训，不仅要吸取其经验，也要吸取其教训，才能实现制度创新。
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建设公共理性比一人一票更为重要。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的偏执的人，该怎么办？怎么能从政治哲学上说明多数人就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历史上由多数造成的灾难比比皆是。可是民主必须是多数决定，所以这其中有一些深刻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才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提出来。
公共理性只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话语，怎样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这是个问题。阿玛提亚·森基于印度的经验，提出另外一个词叫 Public Reasoning，即是公共伦理，将其变成一个动态过程。国家的重大决策一定是各利益集团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论辩，这样就将民主从选举机制转变为管理机制。
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强势的价值，在遇到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社会，到资讯社会的历史变革的时候，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黄万盛：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要了解这些价值的发生和变化，更应该了解中国的资源能够做什么，这才是我们主要的任务。
刘涛：我们刚才讨论了西方的强势资源，您觉得中国的“文化资本”中哪些比较值得注意？
黄万盛：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而且从价值结构来说也更完善，不需要另加条件前提，这叫做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是：安全、公益、信赖和学习。
第一是安全。天道人心，体恤苍生，以民为本。人民有免于贫困、免于战争、免于迫害、免于恐惧的权利。安全是民本的最大要务。安是安身立命，不是动物性的存在，是真正知道自己怎么生活。
第二是公益。公益比公义要大，公义主要是精神原则，但公益是转化为社会现实和社会福祉。要做到公益社会，不发展信赖是不可能的，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发展宽广的同情。
第三是信赖。从诚道可以推出信赖，从信赖可以发展连续的社群意识，由此而及大同。我讲的信赖是在公益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所谓天道无欺，一视同仁。
第四就是学习。不通过学习，永远达不到目标。一个人活着若知道要学习，这个人的暴戾之气会减少，往大说战争亦会减少。学习才是和平的保障。美国现在的傲慢是因为他们完全成了教导的文明，他们自认为拥有最好的制度，故要将民主等送到世界的四面八方。
有西方学者曾经问我，中国不是宗教传统的国家，它的精神世界是怎么维持的？社会生活准则靠什么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不是把终极关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它的终极关怀不是可以感性化的天堂，不是生前赎罪、死后兑现，不是末日审判、成圣或成魔。中国智慧中的终极关怀是一个信念、一种向度，它坚定地相信人具有无限完善的光明前景，人可以在现实生命中不断超升。而这种信念的达成，这种完善和超升的通途，就是学习。
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开放体系。所以《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快乐的人生。
知识分子的使命
黄万盛：一个国家形象的建立不仅仅靠财富，还要靠其背后的价值。很多小的国家事实上是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比如基督教的经验是在耶路撒冷发展出来的，那是多么小的地区。
所以孔子重视文化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暴力来维持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如果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那一定是短命的。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主要就是靠税收、军队和警察。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有突破，他的交往理性看到对话、聊天、茶馆、圆桌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意义，这就接触到文化资本的运作了。
刘涛：士是四民之首。我想近代很多知识分子慨然以士自任，自觉去“弘道”，这从近现代中国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黄万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朝政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就是要参与其中，使得这个政治系统符合天道人心。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绝不信任，这是自觉的体制外的批评意识。所以，我说西方是批判的建设性，中国是参与的建设性，两者不同。
和谐社会，重要的就是参与。中国名留青史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因为抗议精神，但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大传统的不单纯只是抗议精神，亦有合作、参与，为民请命就不能只用抗议精神来理解。
中国知识分子志在“君王师”，要教育君使之合乎天道，其责任比君还要大。所以他们的参与不是空洞的，一是教育和培养，二是辅佐，三是批评，四是抗议。如果这个朝廷真是无药可救了，知识分子可以跑到民间，成为抗议的领袖。所以知识分子是在庙堂和江湖之间。这个参与是既参与社会，又参与政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转变社会当做政治目标，而不是将政治利益当成最高的目标。
西方的批评传统当然有价值，对政治可能的作奸犯科始终保持警惕，防止政治的腐化。但其问题在于，他们不能将政治的有价值的方面凸显出来，只是强调了政治的阴暗方面。法国当年甚至有这么极端的言论：“宁可跟着萨特犯一百个错误，也不跟着雷蒙·阿隆做一件正确的事。”雷蒙·阿隆是西方的异数，他参与政府政治，做文化部部长；萨特则是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热衷于游行和抗议的街头政治。
中国与此不同。我们有独特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资源被灰尘蒙蔽得太久了，我们要将其打扫出来。首先使得这些资源可以参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然后在全球化的时代亦会进入世界之中。我有一个信心，如果参与的建设性得以充分发挥，民主可能会发展出新的形态，民主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这里既是学术创新，也是制度创新。这是需要有使命感的，下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或许情况会好些，至少我有这样的期待。
［本文是刘涛副教授在访问哈佛大学时与黄万盛教授的思想对谈，本刊整理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