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奔驰老总与骑三轮车 邓博弘: 开奔驰车的小绿巨人(2)
别看我做的是动画导演,但我自己清楚,动画再怎么做,都是假的。我在动画上信奉的是一条技术的标语:真实就是力量。 这么多年来,我变得只看纪录片,只有纪录片才让我感动。电影和动画里有着太多的技巧和手段,我太知道怎么让观众落泪了。前段时间拍了一部片子,让观众笑就笑,让观众哭就哭,但真实才是最犀利的东西。 《新民周刊》:听说世联地产的一位老总曾送你一句话:人家都是和气生财,你们是牛气生财。这个段子是怎么来的? 邓博弘:我曾跟我的客户讲过,如果在饭馆,服务员没有对你鞠躬,你可以不爽。但我们是专业公司,靠技巧吃饭,提供的是专业产品,请不要太介意我们脸上是不是露出了笑容。 我去年一年推掉了万科4个项目。因为万科有一个横向技术部门,虽然表示尊重创意,但我知道,如果按照那个思路走,这个作品就死定了。我在接一个合同前,更多的考虑是,我能不能给人家一个完美的结果。如果我预见不了,宁可不接。我不能容许点石数码出一个平庸之作。当我把万科4个地王项目全部推掉之后,气得他们技术部门的人跳着脚骂我:“他牛什么牛?!” 这个口碑虽然有点恶劣,但无形之中能为我屏蔽一些不靠谱的客户。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公司有四不做:讲价不做、工期不够不做、创意方案不是我为主不做、看你不顺眼不做。我说这句话绝对没有调侃的意思,我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简单、粗暴,简单有时候是源自无奈。 灵魂出窍的事情,我是不干的 《新民周刊》:从2007年以来,点石的作品先后获得9项国际大奖,其中5项金奖,另获得8项国际提名,并有6部作品在国际赛事中公映,可谓拿奖拿到了手软。你们为什么能够在很多国际大赛中胜出? 邓博弘:我自认为我不算太偏执。在真正的专业造诣上,不是太偏执的人不会有最深刻的作品。但中国缺乏专业环境。专业人士想舒展才智,唯一的渠道就是当老板,才能实现理想。而作为老板,你就必须要懂一点市场,知道怎么把客户拿下,怎么把团队搞掂。 你看到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可能会有点失望。我们都是那种7分的选手,连9分的都少。我们拿国际大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能力在一个沙漠里,划出来10平米的蔬菜大棚,模仿了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温度、湿度和土壤,一颗还不错的种子就能在里面滋生,长得很繁茂。 7年来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考勤,没有跟迟到、早退、请假挂钩的奖惩制度。一共40个人,有十几个股东。在我们这里,利益和荣誉都可以被分享。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工资不是我给的,是你们自己发给自己。 《新民周刊》:你们获奖的作品都是广告,而且以房地产为主。全球动画大师,有像你一样,是先从广告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吗? 邓博弘:非常少。我不是不想拥抱中国的电影,但是我没法拥抱。 比如我们公司之前接了瑞士一个婴儿奶粉的广告,合同签到了广告30秒,每秒3万元。这30秒看来小,却是我们连续运行2个月才能完成,涉及到水的黏稠度、表面张力等复杂的物理计算。按1秒钟3万的价格,我做一部电影特效40分钟要7000万。这个预算在好莱坞的二线电影都不算高。《变形金刚》第一集,投入2亿美元,三分之一用于传统拍摄,三分之一用于电影营销,剩下的是电脑特效,用于单独开发软件、配置机群。但对国内很多电影制作方来说,根本无法接受。比如前一阵某天王的公司找我来拍一个3分钟的MV,报价5万元,我怎么做? 中国的影视产业相对弱小,数码视效的制作价格最初只有房地产业有这个财力支撑。我接这么多房地产广告,恰恰是很功利的目的,我需要用房地产广告去苦练内功。昨天看了一句话深有感触:心中有猛虎,低头嗅蔷薇。技巧不可没有。毕加索年轻时的古典派油画,技巧极度娴熟。他是在功夫到位之后才“乱来”。创意就像灵魂,一定要生长在肉体中。灵魂出窍的事情,我是不干的。 《新民周刊》:2010年,你凭《鸿隆世纪》和《阿凡达》同台竞技,前者获得“最佳交流金奖”,后者毫无悬念地摘取了“大赛特别大奖”。如果让你来拍《阿凡达》,以你现在的技巧能做到吗? 邓博弘:虚拟仿真技术最早源自军工,在商业领域的价值也刚刚被认识到。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变形金刚》,没有《阿凡达》,没有最新款的空中客车A380,没有神舟七号。现在技术还远远不能让想象插上翅膀,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技术攻关。 上一次全球电影票房纪录是《变形金刚2》创下的,12亿美元,不到一年就被《阿凡达》的25亿美元刷新,因为它用了60%以上的3D技术。其实卡梅隆还是卡梅隆,只不过是这种技术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胃口。 说实话我太瞧不起老美的编剧了,我们的《封神榜》,用《阿凡达》这样的技术水准做出来,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我们拍的《西游记》,技术上跟20年前的没有本质区别。老百姓需要吃香的喝辣的,我们首先作为物质上的存在,需要视觉盛宴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鸦片战争时为什么失败?某些技术手段确实可以颠覆一些战术甚至战略。 当然技术上的壁垒最容易攻克。在《2012》上映前2个月,我们为客户做了一部广告片,效果就是高楼大厦破地而出,从地面长起来。这个和《2012》用的技术其实是一样的。中国拍不出《阿凡达》,是因为我们缺乏熟练的商务运作和工业化生产模式。好莱坞管电影叫工业,而中国无论大小导演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最根本原因则是价值观太单一。在亚马逊,任何一粒种子都能长得很繁茂。而在塔克拉玛干,最精良的种子也难以存活。 《新民周刊》:你拍了这么多像大片一样的广告,将来会去拍电影吗? 邓博弘:我的目标就是独立制片人。像迪斯尼一样,自己了解市场、选题材、做脚本、拍摄制作,最重要的是,自己投资。 《新民周刊》:听说你最近在读EMBA,我本以为你会选择读艺术。 邓博弘:无欲则刚。但我现在又有欲望了,比如上创业板、拍电影……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现在读EMBA,而且没上过一堂课。为什么?身边有很多人告诉我,你必须具备这一项logo。我没有办法,花几十万买了个标签,就像我本来想买辆悍马自己玩,被别人一顿大道理压下来,只好换成奔驰。我从前天天穿牛仔裤、球鞋,去年在香港买了一本八卦周刊,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牌子叫爱马仕,但我最近也去买了一套LV的西装。 《新民周刊》:你对大师这个词怎么理解? 邓博弘:我会接到很多慕名而来的电话,在很多会议现场也会有人追出来,跟了一路要认识一下。但我让很多人失望得走了。他们期望见到白胡子老头或者犀利哥,结果眼前是一个做买卖的商人。我说的话更让他们失望:无论是做电影、电视还是广告,没有把耳朵割下来送给一个妓女的勇气,就不要当梵高,你做的是商业艺术。 记得传记作者有句话这么形容贝聿铭:“一个沉浸在辉煌成就中的极有涵养的精明人物,他脸上荡漾着一千瓦功率的微笑与来自三大洲的著名客户套近乎。”这符合我对大师的理解: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到极致,就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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