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客观地看，中国偏重“高碳产业”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的，是以重化工工业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增长模式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十分艰巨。有鉴于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能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更大的效益，产生庞大的连锁效应。低碳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题。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将那些“高碳产业”逐步转化为“低碳产业”。产业结构调整要向高新产业靠拢，鼓励及引导投资高端产业，要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的碳强度，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创新、消费方式的改变和优化、政策法规的完善等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向全球作出重大减排承诺同时已开始明确地将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相结合，为代表未来方向的低碳经济发展谋划布局。
在“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已把低碳技术作为重点内容纳入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与相关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在着手组织编制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推动中国环保产业发展。据发改委预测，到2015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GDP的7%到8%。在2010年中国经济工作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强调了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合。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透露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等低碳经济领军产业分列前三位。在政府的经济激励计划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开发和能效提高成为重点投资领域。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排放权交易所相继建立，2010年中国还将启动碳交易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地方上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次第展开。在中国东部城市无锡，11个物联网项目已在近日落户，总投资超过2.76亿元。上海市政府也于近来发布了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规划，从技术研发、产业化发展、应用推广、金融和人才等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在未来几年我们的目光将会持续被气候、减排、低碳所吸引，而国家和相关部门为这一目标而作出的努力，将使中国在这场低碳经济博弈中拥有足够的资本。这一项项政策、一条条措施犹如一列列承载“绿色生活”梦想的列车正从四面八方驶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轨道。
国债替代税收更有利于
可持续经济增长
文/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卫志民
面对全球性经济不景气，减税应成为我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扩大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财政政策，减税也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常规方式。
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经营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就业方面看，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和负担的减轻，有利于遏止市场需求下降，缓解失业率上升势头。减税还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从需求的角度看，减税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成本的下降，就业的增加或失业上升势头的减缓，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都能起到刺激民间消费的作用。在美国实施的被称为“奥巴马新政”的经济刺激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减税和退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也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政策以刺激国内萎靡的消费增长。
但随着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和财政赤字的增加，2009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开始了一场增加税收的攻坚战。我们的税制在设计上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能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税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税率、税种、征收范围等方面设置了很大的弹性范围，灵活操作的空间很大。这样，即使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仅仅加强税收的征管就会使企业和家庭的实际税收负担加重。所以，孤立地看加强税收征管何错之有，但加强税收征管必须建立在减税和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然后再“薄征严收”，否则的话，岂不是左手在刺激经济，右手又在给经济浇凉水吗？
我国目前也具有很大的减税空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时期大大超过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例如，2007年我们的财政收入较2006年增长31%，达5.1万亿，按照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12.3亿个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或者相当于3.7亿个城镇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占城市和农村可支配收入10.7万亿的一半。200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遇到严峻局面的情况下，依然增长了19.5%，突破了6.13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财政预算规模为6.57亿元。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和预算外收费等预算外收入。与此相对应，管理着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系统、服务业最发达、社会保障系统完善、扮演着“世界警察”的美国政府，2007年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仅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占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8.4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
从政府掌握的国债余额的规模看，2008年末我国的国债余额为5.32万亿元，仅占当年30万亿规模GDP的17.73%，以国际视野看，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意味着中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发债潜力。可参照的是西欧国家，他们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60%左右，美国的数字要高一些，国债余额通常占其GDP的70%以上。日本从2000年起，国债规模就开始超过该国的GDP，2008年该国的国债余额为当年GDP的166.8%，达8.18万亿美元。截至2009年9月，这一数字已经因为该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继续攀升至9.6万亿美元。如果说，这样规模的国债难以想象的话，如果日本政府也选择用税收而不是债券来为其财政赤字筹集资金的话，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国债容量没有使用。既然要刺激经济、刺激内部需求、刺激出口、增加就业，为什么不用政府债券来取代税收呢？
也有一些人担心，减税的结果增加了银行储蓄，不见得能增加多少消费。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减税带来的替代效应没有大到百分之百，而且存在很强替代效应说明通过减免税刺激需求和投资的必要性。税赋的减免至少能够稳定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
还有人认为，在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减税也不能刺激民间投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成份。但也要认识到，减税即使没有增加投资，也提高了企业在未来的投资能力，即使没有增加投资，也有利于企业减少裁员和降低倒闭的风险，减少失业就是增加消费需求。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被压得已经走不动了，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卸下其背负的包袱会失去意义。企业背负现在这样沉重的税赋负担，不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还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都是不合理的，都应该实行减税措施，进行税制改革。减税不是一个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的针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应急性宏观经济政策，而是立足于长远、提高经济系统活力的治本之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部需求的作用虽然是立竿见影的，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而减税的刺激作用虽然是缓慢和间接的，但却是可持续的和根本性的。犹如使用注射兴奋剂的方式缓解病症和通过做手术根除疾病之间的区别一样。
减税还必须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减税就会陷于学者式的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