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的文化名城海德堡,在著名的卡尔特奥多桥西头的桥头堡下的老城区,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作“哲学家之路”的豪普特街,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街头手风琴师。
琴师像是阿拉伯人,坐在一张破旧的小板凳上。西欧的夏日早晚凉快,可正午时的太阳十分灼热。欧洲人喜好晒太阳,但老年人是禁不住长时间暴晒的,坐在屋顶有十字架的教堂的阴影里,琴师享受着这仅有的一点阴凉。
琴师来到德国这座名城,能立下脚跟,已十分不易。他满脸皱纹,显示了经年的沧桑。他有没有养老金,我不得而知;他有没有子女,我也不得而知;他有没有老伴,使他回去能有一口热饭吃,我更不得而知。有人说,德国的流浪者可找慈善机构,可住教堂,最差也可以在能遮风挡雨的公园长廊或街角垃圾厢房夜宿。我也不知这些是否事实。即使他有一个住处,我估计也只能勉强容身,绝对比不得海德堡街市的古典而华美楼房中的任何一幢、任何一间。他的生活不尽如人意,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否则,这么大年龄,这么热的正午,他绝对不会蜷坐街头、佝偻腰背去拉手风琴。在他的身边,一家挨一家的咖啡吧、酒吧间、冷餐馆,街侧一字儿排开的都有雅座,在街边遮伞下的食客们,正悠悠然地吃着、喝着。他们与他近在咫尺,抬眼就能看到他们。是的,他压根儿没有看一眼。他知道,这些与自己完全无关。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到我在国内任教时,曾让学生讨论乞丐问题,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上海的乞丐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施舍,说他们中不少人是不劳而获,白天乞讨,晚上去KTV享受。我竭力为乞丐辩护,但最终以苦笑作结。手风琴师,你不是这样的乞丐吧?
在街对面我站了许久。他的手风琴拉得比不上中国的二胡,奏不出《二泉映月》、《江湖水》那样深沉的韵味。他那支我不知名的曲子,节奏倒也明快热烈,并不凝滞,也无忧伤,无求人怜悯之意,听不出有丝毫悲怆与惆怅。手风琴师演奏时神态平静,始终微闭着眼睛,是不是陶醉在这乐曲之中呢?这也让我的心情振作起来。施舍的人倒也不很少。他们似乎并不在乎琴声,只是去施舍,走到手风琴师身旁时,深弯下腰,往铁罐里轻轻放下几个钢儿,马上就走,头也不回一下,好像是完成了一个程序,履行了一道手续,仅此而已。
在海德堡,我没见到管市容的稽查人员,倒见到了几个腰挎手枪的巡警走过,他们对街边的手风琴师视若平常,似见非见;而这位街头老艺人也依然琴声不止,连个不该出现的休止符或颤音都没有。这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其实,人各有活法,大家相安无事,这本来就很好嘛。
手风琴师在海德堡,在这十里长街的哲学家之路上,没有人重视,但也决无人瞧不起他。有了他,闹市并不显得不和谐、不正常。而我这个异国游客,来到此地,反倒觉得他也是海德堡的一道风景。
我在日本当“蚁族”
文/ 何礼仁
最近,一个庞大的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收入微薄,不得不蜗居在都市一隅。他们往往是五六个人群租在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里,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他们被媒体称为“蚁族”。其实,“蚁族”并不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它在国外早已存在。
比起国内的“蚁族”,日本东京的“蚁族”境况更惨。我曾有过这段经历。前几年,我大学毕业后到日本去“打洋工”,半年后我所在的软件公司裁员,我失业了,只能靠打零工送报纸维持生活。交不起房租,我只好拿起行李走人。朋友建议我到东京的“胶囊旅社”落脚,这个地方适合我这样的低收入者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