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孩子吹萨克斯吹得嘴都变型了。”这位家长说，我自己都痛恨自己的教育方式，可是，转念一想，再痛苦也就痛苦这几年，如果放任不管，孩子只能进入烂校上学，痛苦的将是一辈子。 在北京各类教育论坛上，这个群体都是最活跃的，他们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无权无势，重视教育，将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就是进入名校。“有权的用条子、有钱的用票子，像我们这样的小市民，只能是拼孩子了。” 到今天，这些北京城里的中产阶级家庭早已习惯了特权林立的教育现状，在夹缝中为自己的孩子开拓空间，付出了巨大成本之后，他们反倒成了这种不公正的教育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 2009年，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台，高调提出了教育均衡化，不仅大力打击择校风，更要求各地逐步向外地孩子开放义务教育，这些被媒体呼唤了多年、显然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教育诉求，遭遇的阻力却不仅来源于特权阶层，更来源于普通的市民家庭。 “教育部长说要搞均衡化，可为什么不先把教育部的共建校取消了？领导的孩子为什么不接受派位而都是往好学校挤？”那位孙姓家长认定，教育均衡化只是一句骗小老百姓的空话。 在他看来，自己的孩子付出了这么多，却要跟那些毫不重视教育的家庭一样，接受电脑派位，学得好不如运气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不公。更严重的是，现在居然那些外地孩子也想跟我们一起来抢夺资源。
他们抱怨特权，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将所有的憎恶集中于外地孩子身上。 校门外的孩子 丁璇就属于那个被憎恶的群体。2000年，不满6岁的她，被常年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带到了北京。她的母亲章冬翠凑足了5000块钱借读费，为她找到了一所小学，这是母亲做小时工、父亲拉人力车攒下的血汗钱。 在备齐了暂住证、劳动合同、派出所证明等七项证明后，丁璇终于跨进了北京小学的大门。等到升初中时，章冬翠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十家学校，缴齐了各类名目繁多的费用后，最终找到了一所区内较差的学校，丁璇得以留在北京继续读书。 父母的付出得到了些许回报，在过去的10年里，丁璇几乎取得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她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她是班长、团支书，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市、区、校三级三好学生，奥数、英语口语比赛得过一等奖，书法、绘画、朗诵、作文比赛都拿奖无数，当过奥运志愿者，刚读高一，就得到了上党校学习班的机会。 5月底，记者在胡同里找到他们租住的那所阴暗潮湿的旧房子时，她和她的妈妈正兴奋于取得的一项新成就：她成为全校仅有的两名东城区第九次团代会代表之一。 这个15岁的小女孩，并不能完全理解她所参加的每一项活动的价值。她只是用各种办法试图证明自己并不比北京孩子差。10年下来，除了数不清的荣誉，她记得最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是，初三的时候，全班评选三好学生，她被同学们选上了，但老师却取消了她的三好学生名额，理由是反正你没有学籍、不能参加推优、不能读好中学，这些荣誉给你就是浪费了。 那一次章冬翠大发雷霆，跑到学校跟老师理论，“三好学生评的是孩子的品质，不是户口，而且教委有文件外地生也可以评三好。”最终，老师将本属于她的三好学生还给了她。 这让丁璇意识到，无论如何优秀，自己都不属于这个城市。初中到第三年时，就开始不断有老师找她谈话，劝她退学，希望她不要参加中考。 初三时的劝退行为，是各个初中针对外地孩子一项普遍的做法，一旦这些孩子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并大量涌入高中后，挤占优质学位、降低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仅仅是一个小问题，更严重的是，在3年之后，当整个城市出现数以万计的高中生无法参加考试的局面时，将会成为教育部门一个难以回避的尴尬局面。 最终，当初跟丁璇一起在同一所初中上学的75个孩子，大部分都被劝退了，但章冬翠是个认死理的人，“坚决不退学，不管怎样也不能把孩子毁了。” 丁璇的故乡是浙江温州农村，但她早已回不去了，语言不通，从小学开始的教材、考试方式、科目全都不一样，这些都让她不得不硬着头皮留在北京读高中。 最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考考试，满分570，在不算其他加分的情况下，她得了527分，这个分数足以让她上北京最好的高中了，如果她有北京户口的话。 2009年，为了女儿进高中，章冬翠又开始了奔波，可这一次，她实在无能为力了，跑了几十家高中，赞助费最少都是4万以上，这远远超出了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的承受范围。但幸运的是，她碰到了一个好校长。 “我找到22中时，碰到了一个好校长。”章冬翠说，22中的校长是个开明的人，看到丁璇这么优秀，一口就答应收了下来，仅仅按照教委政策，收了1.2万的借读费，其他全免了，全年级只有两个外地生。 丁璇如履薄冰的求学路又一次得到了延续，但3年后的高考该怎么办？横亘在面前的高考制度是她再也跨不过去的门槛，纵是倔强的母亲、好心的校长也无能为力。 章冬翠也开始泄气了，“偌大的中国，再也没办法为女儿找到一个参加高考的地方。”她也没有能力像那些有钱的外地人一样，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 “不能改的高考” 5月份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版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随后各区也陆续表态将会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这样的举措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了义务教育之后，该怎么办？ 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丁璇式的困境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最终酿成巨大的社会矛盾。 但开放高考，则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以及官方眼里，这显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恶果。 作为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的特邀委员，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迄今为止，没有一项科学的调查报告，对那些外地人的教育意向做过考察，但这种担心却根深蒂固。在我们这样一个极端重视教育的民族，优质的教育资源产生的吸引力会大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够断言。人们都愿意相信，那些外地人就是只为了让孩子上学，也一定会举家老小都往北京迁。 但在著名律师许志永看来，这显然是想当然的结果，“短期内或许会对北京教育秩序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当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不再像现在这样奇高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他认为在高考招生时，完全可以逐步实现按照报考人数来决定录取率。 事实上，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现在在北京的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这才是最大的威胁。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所以，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 可以说，就北京教育而言，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阻挠教育迈向公平最根本的原因。但改革高考显然还没有被提上日程，也许只有当它酿成重大社会危机时，才会被迫改变。 不过，让人沮丧的不是制度进步的艰难，而是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在记者接触的各类家长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害怕他们把自己孩子带坏。 这样的教育会为我们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