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以食用油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加上部分地区的水、电涨价，预示通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010新年伊始，暴雪裹挟着寒流不期而遇，一系列价格变动开始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浮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食品价格几乎是每一轮通胀周期（1988年、1995—1996年、2004年和2007年）的主要推动因素。然而，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总体通胀的“诱因”。实际上，受度量误差以及燃料和公用事业价格管制方面等因素影响，食品价格只是更为及时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上升势头和通胀预期。尽管多数预测2010年我国CPI上升幅度较小，但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诱发恶性通胀的潜在因素仍将存在。
造成中国通胀率上升的原因
首先，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是目前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来临的根本原因。市场普遍预计2010年新增贷款约人民币7.5万亿元，由此得出平均每月新增贷款将超过人民币6000亿元，国内非贷款信贷也可能会持续增长。虽然2009 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执行了严格的限额管理，但我们还是看到国内外汇贷款、票据融资以及企业债发行有所增长。因此，货币供应增速可能很快就会反弹，在总体需求增长走强、产出缺口缩小的背景下，如此快的货币供应增长可能会显得过于宽松并带来通胀压力。
其次，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导致输入性通胀产生。国际原油铁矿价格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已经逐步回升，在2003—2008年通胀的生产机制中，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
再次，2010年境外“热钱”的涌入将会增加我国通胀压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和中国经济持续好转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成为国际“热钱”关注的焦点。
最后，通胀预期因素本身就会促进通胀的产生。猪肉、食用油、水价、天然气价、电价等均在上涨。水、电、气等价格在CPI中占有一定的权重，它们的价格被大幅上调，会牵涉许多消费品涨价，必然会助推下一步物价上涨。
防止高通胀可以采用的手段
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伴随外部需求快速反弹以及未来短期内调控力度不足可能会使得产出缺口合拢并早于我们预期地转为正值。随着需求增长超过其长期潜在水平（尤其是按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来衡量时，因为GDP数据报告的复杂性），通胀压力可能会逐渐积聚。虽然我们认为决策层可能已经开始采取调控措施来回收流动性而且很可能很快就会对放贷重新施加限制，但调控的步伐和力度可能仍不足以抑制通胀压力。
迫在眉睫的通胀压力需要决策层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进行逆周期调控，此轮通胀周期持续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层应对措施的力度和有效性。基于这样的假设，作出对通胀的预测，即政府可能会通过多次调整、力度逐渐加强的方式降低通胀压力。
1.回收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央行票据和进行回购）和上调法定准备金率来吸收流动性，这将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放贷资金并削弱其贷款能力。
2.信贷手段：排除非通胀货币供应的正常同比增长率因素，央行和银监会可以通过窗口指导来说服银行放慢贷款速度，特别是在贷款扩张速度继续维持在当前水平的情况下，进一步收紧信贷政策，限制诸如外汇占款和票据、债券发行此类非贷款类信贷的增长。
3.利率手段：央行可以提高利率以减少银行信贷，增加存款。使社会的现金存量减少，而现金总量代表了社会的总需求，结果是社会需求和社会上的总商品供给量的比例降低了，缓解通货膨胀。
4.投资限制：通过政府在政策调控过程中停止审批政府主导投资新建项目，限制民间资本投资于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注重调整结构，加速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产能。
5.价格管控：通过价格管控措施抑制食品乃至交通运输价格，确保整体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降低通胀动因。然而，对价格实行管控只能加剧供需失衡而且很快就会失去作用。
6.汇率手段：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是互逆的，即通胀率上升，本币汇率就会下降，反之，通胀率下降，本币汇率就会上升。这是因为，国内需求扩张是引起通胀的原因，而需求扩张除了引发通胀，还会因为国内供给不足而引起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导致贸易逆差，相应引起本币贬值。通过货币升值可以促使通胀率下降。
使用汇率手段
稳定通胀水平的可行性
如果政策调控措施如预期一般，主要是针对于信贷和国内投资方面，那么投资增速的放缓可能会削弱中国的进口增长。如果外部需求保持强劲，这将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并加剧经济失衡状况。从这个角度讲，政策调整可能使今年的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调整经济结构、依靠内需拉动经济的进程出现倒退。因此随着未来6—12个月出口状况极有可能出现改善，允许汇率在宏观政策调整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愈加强烈，从相对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也已经回归到了前危机时代水平。思考人民币汇率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问题如何在未来“调结构”方向上起到更加有效的作用。而其他调控手段的使用也存在或多或少的限制：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冻结高能货币约6000亿元。虽然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目前央行力度最大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但过度使用会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后果。首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过高会严重抑制“国内储蓄”向“国内投资”转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和资产结构的合理配置。目前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6％，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4％，离17.5％历史最高水平已经很近。从合理性角度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可能无限制提高。
2.央行票据。相比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它的最大特点是发行规模和发行期限可灵活掌握，是央行进行货币政策微调的较理想工具。但是，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样，发行央票也会导致国内储蓄向国外投资转化，长期看同样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央行来说，央票的大量发行也会大幅增加其货币政策操作的工作量和成本。
3.国债正回购。由于国债正回购在期限设定和数量选择上比央票更为灵活；同时，它不会带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那样的负面政策后果，因此国债正回购是央行最理想同时也是最“精细化”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由于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规模有限，因此，它不可能成为2010年央行管理银行系统流动性的主力工具。
4.利率。提高贷款基准利率虽然可增加投资的利息成本，但是，在高通胀环境下，投资的名义收益率可能上涨得更快，“加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有限。由于国内“加息”政策无法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也不是治理通胀的有效方法。
5.窗口指导。央行通过窗口指导“拧紧”商业银行货币信贷阀门的后果是国内储蓄无法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转而转化成了国外投资。另一个后果是抑制国内总供给能力的提高。解决总需求和总供给矛盾方面的作用并不如想象那么大。
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和2010年我国出口形势的好转，预计2010年贸易顺差有较大幅度提高，全年贸易顺差恢复到3000亿美元水平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作用下，“热钱”流入速度加快，如果汇率保持不变，预计2010年我国外汇结汇量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新增外汇占款规模超3.5万亿元。如此大的基础货币增量仅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对冲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证明，维护内贸部门价格（国内通胀）的稳定必然带来外贸部门汇率的不稳定，反之亦然。很明显，维护国内价格稳定要比维护外贸部门汇率稳定重要得多。管理层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政策做出根本性调整，以实现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我国汇率政策调整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即让人民币汇率最终“浮动”起来。而“升值”只是人民币汇率由目前低估状态回复到“市场均衡”状态的一个过程。货币当局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流动性过剩压力当是目前最为适宜的手段。
选择人民币升值
缓解通胀的必要条件
如果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适当幅度的本币升值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至少不会造成出口在总量上的显著恶化，同时还可以促进出口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关于升值的另外一个担心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定性的角度，升值将增加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成本，从而产生抑制作用，但这种情况并不严重。无论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纺织品的出口增长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存在着影响出口的其他更重要因素，如海外需求、市场拓展、产品技术升级等因素，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如果未来出口延续去年12月份的积极态势，适当的升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承受的。升值的最大顾虑是：打击出口并影响就业复苏。如果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则汇率波动是个常态，出口企业，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其他类型，必须具有抵御正常汇率波动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适度升值可以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生存。
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三个假设条件：升值预期强烈、出口继续向好、通胀水平攀升，如此则未来政策选择倾向于“以升值抑制通胀”。如果升值成为现实选择，加息的时间可以适当延后。这是因为：
1.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上，升值与通胀具有替代关系。
2.在三个假设下，（升值，加息）的政策组合最合理，只有这样，对内可以以紧缩手段降低通胀水平，对外可以阻断“加息—升值预期强化—流动性扩张—通胀”的反馈机制，长期内，也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3.国内外的经验说明，经济走向成熟以前，适度的升值对出口总量增速的影响不大，结构上有利于优化。而且，从数据看，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存在比汇率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小幅度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可能不需要过分担忧。
4.从政策权衡的角度看，加息的顾虑是企业的财务成本负担和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重，而这又关系着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升值的顾虑是打击出口并影响就业复苏，而管理层更重视加息的顾虑。关于升值的方式、幅度和时点，年率升值3%左右是合适的幅度，升值方式应该是快升或者一次性升值。
总之，有序和可控的币值调整可以同时促进出口与贸易条件的提升。站在目前的时点上，汇率问题关键在于币值调整的方法，而不是升值的方向。保持有序和较为缓慢的升值速度，会对中国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因此，“以升值抑制通胀”将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