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在不久前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公选的考卷最后一道50分的论述题，是让考生结合实际工作，论述当前最热话题——“世界城市”。这是北京首次把自身城市定位与公务员选拔联系起来，足见北京市高层对未来城市管理者们的用心考察和期待。
“世界城市”的提出并非是主政者们的一时兴起。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是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而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也让北京上下开始重新思考这个千年古都的未来。
“一是奥运会的举办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二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使我们国家站在了讨论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前沿，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一位政府官员曾对媒体表示。
对于北京来说，目前开始建设“世界城市”至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从硬件方面来看：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接近国际公认世界城市标准的底线。北京国际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在2009年预期将超过6500万人次，成为世界第四大机场。按照轨道交通规划，到2015年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将达561公里，达到世界城市前几名的水平。预计到2015年，北京人均GDP将接近2万美元，到2020年人均GDP将可能达到3万至5万美元。参照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发展阶段的标准划分，北京正进入从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新阶段，完成了总体规划确定的构建现代化国际城市基本构架的近期目标。
但是，要打造“世界城市”，绝不只是硬实力的比拼，某种程度上更是软实力的体现。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北京的差距还相当明显，影响力仍然主要局限于国内。现在北京的人均GDP虽然超过1万美元，但距离世界城市公认的1.5万至2.5万美元的标准尚有差距。目前北京的国际组织总部只有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等少数几个，且缺少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而伦敦有57个。另外，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及全国文化中心，虽然有资源上的优势，但目前文化影响力还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缺少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虽然科技研发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先进城市比，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研发创新仍然较弱。而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压力也很大， 2008年北京空气总悬浮颗粒物浓度达到122微克/立方米，是上世纪纽约的2倍，东京的2.5倍，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仍然很艰巨。
“北京要想后来居上，在打造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三个点：人口、资源、环境。”北京市规划委副总规划师郭援说。在郭援看来，这是一个现代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可持续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先看人口。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但实际上，到2009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1755万人，比上年末的1695万增加60万人。北京已经连续3年每年增加人口50万以上，近两年每年增加60万，一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而且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匀，超过半数常住人口聚集在朝阳、丰台、石景山和海淀。首都功能核心区每平方公里有22546人，而城市发展新区为748人/平方公里。
人口的激增，导致北京水资源、交通资源、教育资源、城市就业均面临巨大压力，也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城市自我调节能力下降，生态系统弹性度下降，潜在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龙头，规划的立足点准不准，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的长远发展。”郭援说。
《长江》：北京近期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愿景，为何会提出这一愿景？
郭援：就“世界城市”的定义而言，它是指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是指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城市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北京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具备向世界城市迈进的基础。
《长江》：这个愿景的提出给北京带来哪些变化？
郭援：这个目标让我们在思路方面不断更新调整，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出在北京周边建设11个卫星城，所谓卫星城，当初的理解就是一个单纯居住的地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还在中心城区。但现在看来卫星城的功能过于单一，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中心城区的承载力，于是我们经过上百个专项研究，提出了新城的概念。新城与卫星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分流中心城区的人口，还要承接中心城区的一些产业，这样，新城之于中心城区的意义才能成立。
《长江》：为什么把“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北京城市规划的立足点？
郭援：一个城市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实关键就在于能否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北京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压力就是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规模越大，对各种资源的需要就越大，进而对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我们提出要把人口向新城转移。
《长江》：人口增速过快都给城市资源带来哪些影响？
郭援：首先是对水资源的巨大需求，现在北京每年都缺水，南水北调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解决北京水资源缺乏问题；其次是土地供应，特别是中心城区的土地供应越来越少，这无形中也是房价产生的影响；再次，最明显的就是交通问题了，也就是公共交通资源越来越稀缺。
《长江》：北京一直以来“一环套一环”的城市格局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现在的交通拥堵问题？
郭援：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首先，刚才已经提到，北京一直以来就是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建国之前也是如此。那么，建国之后政府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善，但纵所周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存在一种“大院文化”，就是一个单位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和居住区，而且居住区之间是封闭的，所以在建设马路时很难从一个大院穿向另一个大院，也就只能建设成环路的格局。
《长江》：那么北京如何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郭援：我们提出要把中心城区的人口向新城转移，但是如果转移人口，就要完善新城的功能，解决一系列配套问题，城市轨道交通是其中之一，到今年年底，将有5条新的城轨线路开通，直接把房山、昌平、大兴、顺义等郊县连接起来。另外一点是，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市民乘坐公共交通，现在北京拥有420万辆机动车，大部分都跑在路上，如果大伙都坚持驾车出行的话，那修再多的马路、建再多的地铁也没用。
《长江》：在新的形势下，城市规划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如何构建宜居城市？
郭援：对于目前的北京来说，我们需要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和旧城保护问题，为此我们推出了政策性住房，现在北京今年住宅土地供应量的一半都是为政策性住房准备的。在为政策性住房选址时，基本选择建地铁的站口附近的区域。
而所谓宜居城市，就是将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设计更加人性化。今年，北京市将尽快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医疗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教育专项规划、殡葬设施专项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地震避难场所规划等一系列关乎老百姓切身生活的规划，并形成民生设施规划体系，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打好规划基础。
《长江》：为缓解中心城区压力，一些居民从中心城区搬迁到郊区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减小新环境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郭援： 在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基础上，我们希望实现搬迁地与接收地之间的互惠互利。比如我们在西城区有一个搬迁项目，居民们要搬到属于昌平区的回龙观。西城居民搬过去，肯定会占用昌平的土地资源，那西城拿什么回报昌平呢？我们提出了资源互换，也就是西城的居民过去之后，西城还要把当地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想办法弄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筹备把西城的四中、人民医院的一部分资源放到回龙观，比如开办分校和附属医院。这样，不仅为昌平当地居民带来了实惠，也让原属西城的居民不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受到大的影响。
《长江》：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还需要解决好城乡统筹规划的问题，在北京接下来的规划过程中，有没有具体的部署？
郭援：北京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今年将启动城乡接合部的50个重点村。50个重点村的规划实施方案已经全部审查完毕，本月起将分批公示。按照部署，50个重点村将在今年年内启动搬迁。目前有14个重点村已经开始实施城市化改造，搬迁也已经启动。
这50个重点村的农民搬迁安置用房规划选址方案已经全部确定，下一步将加快安置房的方案设计，而且从设计到将来的建设，都将要求高标准和高水平。在所有的农民安置房设计方案制定期间，设计方案都要和村民见面，得到村民的认可后才能继续实施。农民安置房的面积标准为人均50平方米，安置房在户型、功能、形式、节能等方面，也将设计合理，服务设施配套完善。考虑到重点村外来人口很多，基本上都是周边功能区就业的外来人口，因此在规划的集体产业用地上，鼓励集体经济有组织、高质量地建设公租房，解决外来人口的租房需求，这些公租房将纳入北京的保障性住房管理体系。
《长江》：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绿色北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城市规划层面如何操作？
郭援：建设绿色北京，发展低碳经济对于北京生态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是一个契机。所谓低碳，也可理解成节能减排，我们已经从多方面着手，包括低碳交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规划、低碳社区建设、建筑节能、城市新能源、清洁能源规划和现有能源清洁化、低碳城市空间及结构规划研究、水资源综合利用及规划研究、低碳住宅小区规划示范研究等。
《长江》：谈谈在长江商学院的学习给您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收获？
郭援：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开拓了视野，而且也让我的工作方法更加系统性。因为我们规划部门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和不同部门打交道，而长江商学院是一个讲究方法论的地方，对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都有传授，这对我的工作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