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2017中国全球征税 西方应对银行举债征税

 应对2017中国全球征税 西方应对银行举债征税


  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生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全球危机催生了众多立法与监管方面的提议,其中许多都需要国际协定与合作,这并不奇怪。

  人们希望看到政治家大胆决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与此同时,在完善金融体系方面,提高董事会的业绩与判断力,仍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监管法令都无法替代。

  一些新规定可能导致始料未及的后果——使得银行不愿放贷、股东不愿投资于银行、券商和经纪商不愿为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

  从理论上讲,通过将风险从关键金融机构清除出去、并向着“有益于社会”倾斜的监管,金融体系会变得安全。但这种监管将扼杀创新与创造力。金融机构应开发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客户与对手方表现出的需求,与此同时,监管者适当介入,确保机构具备充足的资本金和恰当的风险管理程序,从而抑制更广泛的系统风险。判断哪家机构有益于社会、哪家有害于社会,并非监管者的职责所在。

  当纳税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这种情况要严重得多)因产出下降和失业遭受损害之后,人们渴望采取纠偏的公共政策行动,这当然完全合情合理。但在开出药方之前,关键是要做出正确的诊断。

  这意味着要从国际层面上考虑问题。政策提议要想实现自己言明的目标,同时不引起跨境套利或规避行为,就必须配合重大的协调与合作。多数20国集团(G20)成员国对此予以理解,这将受到欢迎。

  从这个角度讲,就像托尼8226;杰克逊(Tony Jackson) 5月10日在本报撰文所说的那样,一个可能的政策提议——消除或弱化债务利息与股息在税收处理上的差异,至少在金融机构——被搁置,令人感到惊讶。危机后的政策讨论,大多集中在监管结构、提高资本金及流动性方面的要求、限制业务范围以及增加新税种上。而政策上持续存在的向鼓励银行、私人股本集团和对冲基金使用杠杆的倾斜——因为债务利息可以扣除,而股息则不行——则被人们普遍忽视。

  原因不难找到。下调债务利息税务可扣除额(TDI)缺乏民粹主义魅力、会招致复杂的问题、只能逐步推行,并且,即使是在一个不太与国际同步的大型经济体中,也会面临巨大的阻碍。不过,在政策制定者承诺降低杠杆比率、扩大金融机构股本基础之时,维持TDI似乎有悖于常理。

  以下是5种可能的步骤,要在实施全面国际评估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首先,关注重点应该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危机爆发前,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问题不那么严重。

  其次,在英国,削减乃至最终取消TDI,应适用于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所授权的机构;而在其它国家,则适用于相应当局授权的机构。

  第三,TDI的变更,将适用于来自银行、其它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融资,但不适用于来自得到担保的零售存款的融资。

  第四,根据TDI变动的确切性质与幅度,额外收取的税收或许可以允许下调税率,或支付某种股票附加税的减免。

  最后,要想达到这种政策的目标,需要广泛的国际协定—— 始自G20的讨论,然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一个相当的权威机构展开全面的评估。

  对这些“处方”需要深思熟虑。那些得益于现有安排的人,会进行游说,反对减少自己所获得的财政补贴。但我们切不可忽视这个机会(和必要性)——重新审视税收体系中这种根深蒂固、且影响力巨大的非对称性安排。这种安排影响了行为,并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资产负债表结构明显背离公共政策应设法推进的方向。

  本文作者是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高级顾问及该银行前任总裁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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