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今年是《广场协议》签署25周年，也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20周年，很多人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年的日本有比较多的相同之处。当年日元在美国的压力下大幅升值，而中国现在同样面临美国的汇率压力。是当年日元的大幅升值造成了日本失落的10年吗？如果人民币做同样的选择，会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关键而富于争议，在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和美方聪明地回避了汇率问题。但政治上的考量和较量并不影响外界对汇改的期望加温。从本期起，编辑部会陆续邀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我们会把不同观点和立场都呈现出来，希望能通过这一组稿子对《广场协议》的后果和中国宏观经济有一个深入而透彻的解读。
日本经济从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优等生”到10年萧条、10年复苏乏力，泡沫经济兴起和破灭是关键的转折点。而日本泡沫经济之所以兴起，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由西方五国（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签署的协议公报第18节如是说：“基于经济基本面与展望的变化，各位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认为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有秩序地进一步升值是可取的。当这样做有利时，各位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随时准备开展密切协作。”正是这段结论启动了日元持续大幅度升值的进程：1985年9月20日~24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为240～230∶1；24日~27日，日元汇率上升到230～220∶1；9月27日~11月1日，日元汇率为220～210∶1……到1987年12月11日~1988年1月4日，日元对美元汇率已经上升到130～121.65∶1。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也一步步走向泡沫经济崩溃的深渊。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令人窒息的漫长萧条而难以自拔。 日本泡沫经济与《广场协议》 其实，日本本来有可能不走到这一步。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联邦德国两大经济“优等生”国家挟着巨额贸易盈余走到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对拉美、亚洲和非洲进行大量工业投资，支持第三世界工业化，进而拉动西方国家工业品出口，带动世界经济摆脱长期萧条。一条路是走上金钱游戏道路，并为已经陷入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美国提供廉价融资，助其解套。日本和联邦德国本意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联邦德国社民党发表了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主张南北合作共同发展；为解决“黑字还流”问题，日本也计划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工业基础设备，包括墨西哥、伊朗、巴西和中东。三菱集团研究所倡议创办的日本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提出，为了摆脱由于巨额经常账户顺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机状况”，日本必须改造成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并扩大海外投资。其后数年，《前川报告》隐然成为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蓝本。 假如日本沿着这条道路持之以恒走下去，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大概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但美英右翼势力唯恐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危及其经济优势和战略统治，对此极力阻挠。美国学者凯塞·沃尔夫曾在《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中称， 1978年时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美国著名国际战略策士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告诫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的日本。”由于日本本质上至今仍然是一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战败国，这种“布热津斯基原则”得以有效实施，强力推动日本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与此同时，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确立的“脱亚入欧”思想倾向也有力地阻止了日本真正迈向第一条道路。帝国主义时代崭露头角的日本在崛起之初便充满侵略压迫邻国的原罪，在掠夺基础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日本又以此对亚洲邻邦满怀鄙视。直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知名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所作《别了，亚洲！》一书仍然风靡日本。在盎格鲁-撒克逊金融霸权主义的把持下，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即使日本、欧洲这样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边缘金融霸权，也同样无法逃脱中心霸权转嫁金融泡沫的厄运。在大堆精妙理论的包装下，《广场协议》成功地将金融泡沫转嫁给日本，在日本制造了庞大的“超级日元”泡沫，引诱日本充当了境外美元资产的大买主，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融资，为濒临绝境的美国房地产投机商“解套”，为美国的通货与宏观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本国最终却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之后陷入10年萧条漫漫长夜，至今每每欲振无力。凯塞·沃尔夫等人干脆直指美英联合通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工具蓄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威尼斯泡沫骗局”，诱骗日本入彀。
确实，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去的10年”与《广场协议》摆脱不了干系，正由于日元过快地大幅度升值，同时迫于美国压力快速、全面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刺激了日本在海外大规模投资，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就上升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资本输出国，“收购美国”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也应运而生。对此火上浇油的是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日本迫于美国压力实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以至于日本经济界人士中间弥漫着永久低利率的神话，有人甚至声称日本的低利率应该是世界“低利率接力的最后一棒”。正是这种低利率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产市场的膨胀，1989年东京黄金地段帝国大厦的地价就超过了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的价值，一个东京市的地价竟然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另一方面激励了企业、个人、机构奉行激进的高负债策略，借入资金用于国内外资产市场的投资。当资产市场泡沫膨胀到顶峰而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修正超低利率时，资产价格泡沫轰然破灭，众多日本企业、机构和个人转瞬之间沦为“亿万负翁”，致使日本的经济复苏之路在巨额不良资产的拖累下格外坎坷。 中国面临日本困境 时隔25年，中国走到了类似日本当年的三岔路口：同样是出现了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同样是积累了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同样是资产市场泡沫方兴未艾，房地产市场尤甚；同样是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威胁开始露头……最重要的是，同样成为美国压迫货币升值转嫁泡沫和危机的焦点。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某些特点，假如中国走上类似日本当年的道路，下场多半比日本更惨。 首要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制造业、出口、国际收支的核心竞争力和稳固性不如当年的日本。无需否认，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当趋向升值；在不太久的将来，适度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以便确立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也是必要的。但如果在过短的时间里过大幅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我们除了要面临日本在《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后的局面外，还要遇到更多的问题，因为彼时日本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我国还远远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 就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大来源——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中国从中收获的不过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而日本当时是依靠内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途径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赢得贸易顺差的。未富而货币先升值，将损害中国制造业持续增长的前景，而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我们的根本利益又在于实体经济部门，在于制造业，因为只有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现代服务业，因为只有制造业才能为我国国民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并让经济增长的利益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分布，而不是集中在小小的精英群体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