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从《广场协议》看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2）-爱华网

　　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将在几个方面重创我们。

　　——恶化出口效益。就总体而言，多个行业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颇不乐观，因为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民币短期内升值3%，将导致主要出口行业利润下降30%~50%。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景象一旦成为现实，中国出口将蒙受何等打击，中国月度贸易逆差问题将如何陡然恶化。

　　——妨碍产业结构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由于利润微薄而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按风险金额排行，由于建设和生产周期较长，电站、轮船、铁路、通讯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最为突出，某些企业2007、2008年汇兑损失相当于其利润的30%~40%，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估算，目前上述行业企业在手合同约1500亿美元，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整个行业将减收300亿元。尽管某些分析者期望人民币升值能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提升的契机，但由于当前情况下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人民币升值中预期损失最大，所以贸然行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将事与愿违，不是促进、而是损害中国提升产业结构的努力。

　　——令海外直接投资存量面临汇率风险。与一般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想象不同，由于对外投资者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人民币汇率急剧升值还将导致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资产存量面临缩水风险，企业负债又将成倍放大这一风险。笔者曾根据2005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做过估算，在一定前提下，海外投资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贬值1%，中国投资者所有者权益损失46.2亿元。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成倍增长，人民币升值的潜在损失也在加倍放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不仅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而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不仅在总体上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水平投资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投资在国内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延长实物资本的生命周期，并缩小区域发展的落差。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但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总体上不存在相对过剩资本，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

　　人民币升值将推动我国沿海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外转移，在国际背景上考察，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要与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竞争这部分资本；对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而言，当他们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又比中国中西部地区拥有区位优势。倘若沿海发达地区的相对过剩资本（包括内资和外资）在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下出于单纯逐利动机赴海外投资，就无异于剥夺了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当区域发展失衡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高程度的时候，剥夺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什么，无需赘言。

　　由于中国人口密度大，房地产价格保持在适度高位有助于遏制国民追求过高的居住水平，而将购买力集中于消费可贸易品，从而激励本国制造业发展。但如果上述一切成为现实，制造业受创将迫使实体部门资本因生意难做、盈利预期恶化而更多地流入资产市场。近几年，这种“产业空心化”已经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不少企业身上，笔者认识的中小企业主中就不止一个这样抛弃了起家的主业，当起了专职的房地产和股市炒家。新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又会推高资产价格，令当事者陶醉于资产价格节节高涨的“繁荣”景象，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直至“最后审判日”来临方才惊觉，却已经回天无力。

　　《购银法案》是否会重演？

　　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是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的主力，但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并不是美国第一次企图提高中国货币汇率以转嫁其国内压力，早在1934年，美国政府就通过制订实施《购银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成功”地干了这么一次，只是这种“成功”的结果对美国毫无裨益，因为美国国内微小的白银生产部门从这一“成功”中的受益仅仅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美国由此在经济和外交战略上付出的代价却极为可观，对中国则是惨痛的悲剧。

　　1929~1931年间，由于世界其它国家逐渐放弃白银的本位货币功能，在另外一个仅次于中国的传统用银大国印度，英印殖民政府也根据印度货币与金融皇家委员会1926年报告建议抛售了大部分白银准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长期下跌趋势有增无已，出现了世界性的白银向中国流动趋势，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多数就地转化为白银资本内流，内流资本又高度集中地投向上海租界的短期房地产投机，资产价格泡沫日益膨胀。内地农业萧条，原来用于收购内地农产品的资金滞留上海，进一步给上海的泡沫经济火上加油。1934年6月，在白银生产利益集团的策动下，同时也是为了将中国拉入美元集团，并打击中国、印度民族工业，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彻底扭转了白银资本的国际流动方向，大规模套利资本流动压力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推向币值稳定与遏止资本外逃无法两全、内外平衡难以兼顾的窘境。此前，购买外币的外资和民族资本家因银价上涨而损失惨重。货币改革以后，国民政府实行稳定汇率政策，实际上为资本外逃者提供了保险，从而促进了资本外逃。

　　为了挽救工商业，货币改革之后应当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将强化资本外逃的动机，除非运用高利率工具实行极端的通货紧缩，市面上货币仅仅勉强够流通之用，没有游资可以外逃，危机才不至于马上爆发，但极端通货紧缩和高利率的双重压迫又必将加深工商业的危机。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名义中央政府，虚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足够能力贯彻其保卫本国货币的意志，日本投机商就公然动用武装为自己的白银走私护航并在交火中击败中国警方；由于不少身居高位的官员藉此谋取私利，南京国民政府保卫本币的意志也完全谈不上坚定。《购银法案》实施时间不长，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银，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

　　国际游资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这场攻击在短期内就将中国经济推入极为严峻的通货紧缩，上海房地产市场蒙受毁灭性打击，由于房地产在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房地产市场呆滞又进一步阻滞了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波及全国。在长期内，由于货币改革后的法币成为不兑现纸币，取消了对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约束，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扫清了道路，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通货膨胀又几乎终结了商业信用关系，财政体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杨炎之前的实物财政制度，金融关系全面萎缩而沦为财政簿记，货币发行逐步过渡到以粮食和煤炭为基础的实物货币本位制，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事实终止半个多世纪。

　　今天，面对中国加快“赶超”的态势，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不会坐视。而要消除新兴大国的竞争压力，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它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而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又会创造自己被其它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某些西方政要和舆论对印度、越南之类国家的溢美，某些大国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刻意扶植和拉拢，不过是上述策略的体现而已。从此视角来看，美国议员们要求人民币汇率迅速大幅度升值的咆哮不仅仅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年抢夺镜头，背后也隐藏着不战而胜摧毁中国“赶超”希望、令中国尽快“被赶超”的战略企图。中国是否会让他们的战略企图得手？经过几轮交锋，直到刚刚结束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仍然坚持了自主决定人民币汇改的立场，我期望中国能够始终坚持住自己的思路和调整节奏。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员）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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