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罗志田 一般而言，在变化急剧的时代，人们倾向于反思自我，文化认同的意义也因此而彰显。今日似即类此，国人的往昔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正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钱穆曾提出，世衰则史学盛，因为世道出了问题，前行无路，往往会回头看看过去。中国近代亦一衰世，而史学仅曾有短暂的提升，整体却不能说有多么兴盛。除学术倾向和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变。 近代中国面临西潮冲击，很多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然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方向不再是回头看，而是眼光向外，透过东瀛而面向西方。说得宽泛点，就是今日所谓面向世界。这样一种从纵向到横向的眼光转移，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根本性大变，且仍在进行之中。 从辛亥年到己丑年，中国政权在20世纪里转换了三次，类似倾向基本不受影响。中共执政后，1950年代的“一边倒”，1960～1970年代的关注“第三世界”（针对的目标仍是第一和第二世界），依然是眼光向外，只不过聚焦有所转换而已。到“改革开放”之后，眼光向外的倾向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或许因为经济成了中心，“市”道盛行，新的倾向反不像此前一次那么全面，而是回归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一个传统，即试图加入更“阔”的那个“世界”。 简言之，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区别于“古代”的根本性转变，即国家目标的外倾。我曾用“走向世界的新中国”来表述这一仍在发展中的趋向。[1]或可以说，这是一个方向似乎明确，目的却未必清晰，越来越体现着当事人的主动，又常常难以人为掌控的发展进程。就像一列有方向而终点站尚属未知的火车，满载无比众多的乘客，正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飞驰向前。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所谓“新中国”，大致即清末民初人爱说的“少年中国”（Young China）。在当年和以后，都被时人和后之研究者用来与所谓“旧中国”（Old China）进行对比。类似的心态持续存在，至少与20世纪相始终。[2]只是不同人心目中的“新”与“旧”，或有不同的指谓。本文所关注的，特指“新中国”那外向的一面，与此前几千年眼光向内的传统迥异。 以前中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是谓“中国”。中国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四裔”，共同构建着“天下”的完整。古人一方面特别讲究“人我之别”，又总思怀柔“远人”。而中国的“中”和“远人”之“远”，皆以文野为区分（且文野也是可转变的），本不一定是地理的，更多是文化的和心态的。故“远人”几乎就是“他人”的同义词，而“四裔”也往往等同于“四夷”。 不过，古人既有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有“王者不治夷狄”的主张，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怀柔“远人”的方式，主要是“修文德以来之”。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中国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但“夷狄”若不遵行夏礼而沿用夷礼（即坚持自身的文化和政治秩序），通常亦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处之。对不那么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 随着西力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从自居世界文化中心、视洋人为野而不文“夷狄”，到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在近代中国各种思想遽变中，对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是一个要项。过去许多人爱说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实则更有一个从“天下”到“世界”的进程。“世界”这一词汇在中文里早已存在，很多时候是出自佛教术语的引申，在时人言说中常是世道、社会（或其中之一部分）乃至某一思维境界的同义语，未必是地理意义上那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全人类社会。从知识和认知的层面看，今日自然地理意义的“世界”和由人类各族群、各社会、各国家组成的“世界”，对很多晚清中国人而言，是一个过去所知甚少的“新概念”。 这个新的认知既是地理的，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它逐渐取代了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天下”观念。[3]在此前的认知中，由于万方来朝标志着天命所归，可以印证“中夏”的正当性，“四裔”的存在和向化是必不可少的（反过来，若出现四夷不睦的现象，就须自省文德之修为是否有差）。此稍类庄子所谓“非彼无我”，然亦大致到此为止——异己或他人的对照或许有助于认识自我，而自我的存在及其认知，却不一定非要有异己不可。正因此，“四裔”在地图上的反映，有时不过是一个写有国名的方框，最能体现其“存在”的象征性。 所谓“朝贡体系”，曾至少在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区域长期运行，为各方所大体接受。其核心观念即夷夏之辨，是这个区域确立国际秩序的主要思想资源。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即在清灭明之后，在日本、朝鲜等地出现了一种试图重新厘清国与国关系的努力，而其重心即在于辨析和重构谁是夷、谁是夏（在大清之内，也曾出现夷夏认同的解构与建构）。不论各方所持观点如何，其所思所言，均不离夷夏之辨的观念。很明显，这既是他们关注的重心，也是当时当地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得以确立的思想基础。 不过，“朝贡体系”主要是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性表述，其中多有不为“朝贡”行为所包涵的面相，不必从今日重物质利益的眼光去看。对中国而言，“四裔”在构建“天下”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方面负载了不可或缺的意义，然其存在毕竟更多是象征性的，古人并不特别看重。历代除在战争状态时外，“四裔”很少成为朝野关注的重心。换言之，这一政治和文化秩序（类似今日所谓国际秩序）虽长期存在，在中国的国家思维（或即朝野以国家为立场的思维）之中，外在因素却仅占有相对次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