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 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2)



 晚清的大逆转在于,朝野双方不仅逐渐承认一个外在的“世界”,其后更努力要融入那个“世界”,并以此为追求的方向。对中国而言,近代逐渐取“天下”而代之的“世界”观念,在时间上是后起的,在空间上也更多是外在的。想要“进入”的愿望和努力揭示出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实际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即中国对“世界”而言更多是“化外”的。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 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2)
  正因这“世界”基本为“他人”所“构建”并控制,所以中国必须先“进入”,然后才谈得上改善地位。一旦进入“世界”成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且要反过来获取既存外在秩序的承认和接受。由于两种秩序或体系之间有着极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差异,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承认,势不能不同时对已长期存在的内在体制进行大幅度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修改。

  随着试图改善“外人之观听”的努力逐渐从手段向目标转移,近代国家目标的外倾也一步步由浅入深。清季废科举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变动,部分即为了扭转外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稍后修订刑律的一项实际考虑,也是希望借此改变外人之观听,以废除治外法权。清廷进而准备接受以西方为蓝本的立宪体制,更充分表现出愿意并努力在基本的“大经大法”上实行彻底的变革。这些接续的作为清晰地呈现出一种行为模式,即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接纳,而不惜从根本上修改那些已实施千年以上的既存制度。

  与历代的末世朝廷比,或从共和体制的后见之明看,清季朝廷似无太多“倒行逆施”,而辛亥革命恰在此情形下发生。因此,以共和取代帝制的政治变革虽可视为“新中国”在政体上确立的象征,但相关的全方位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所认知的居“天下”之中大不相同,就是“中国”自身的内外蕴涵也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国之“中”原与其字面意义相关,现基本成为一个指称符号了)。

  

  在其中亦在其外的世界

  

  在近代国家目标外倾的过程中,也出现相应的转变。在地理意义上或人类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接受了外在的新“世界”;但或因继承着“天下”背后隐伏的夷夏之辨思想,他们认知中的“世界”有着很强的文化意味。其最典型的一个表征,就是不少人有意无意间已接受一种两歧的“现实”——空间上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上实在“世界”之外。

  梁启超在回顾近三百年思想时,曾特别提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的《瀛环志略》,以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4]实则两书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瀛环志略》不包括中国,而《海国图志》则把中国置于其中。梁氏以此而指代中国士人的世界地理知识,颇有些隐喻的意味。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认知中的“世界”,仍常常体现出类似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

 今日中国大学里的“世界历史”,便仍不包括中国,而人皆不以为异。这对于清季的梁启超,却曾带来触目惊心的惨痛。他那时注意到,“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中国文明虽也被西人承认为世界文明的早期源头之一,但“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唯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连新兴的“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于世界史中,则他也不能不接受中国史“在世界史以外”的现实。梁氏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经过中西文明的会合,20世纪的“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 [5]

  梁启超虽在说历史,其实已言及未来;其心中之所思,或许就在当下。那时岂止中国史,就是中国本身,也多半“在世界以外”。他若知道在中西文明进一步会合的21世纪,中国史仍在世界史之外,且是国人的自主选择,不知当作何感想?

  的确,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明显可见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趋势。梁氏在19世纪末承认:“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6]大约同时,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稍后留学生胡适便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慨叹“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若没有近代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或不至于把到外国读书上升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没有中国人长久的文化自负,也不会将北面受学称弟子视为“天下之大耻”。中西新旧之间种种时空的交织演变,都蕴集于一声叹息之中。

  这样的耻辱感或许先有积蓄,因一时感触而喷发。由于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标准,既然胜者为文明,被“列强”欺凌歧视的中国,大致已偏于“夷狄”一边,最多不过是“准夷狄”或“半野蛮”而已。到庚子后,张之洞就注意到“各国”那种“华己夷人”的态度,他们“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7]这是近代中西文野互易的典型写照,在时人认知的世界版图之中,“诸夏”已是欧美,而中国不过挣扎于“夷狄”和“野蛮”的边缘。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进入世界”显得更为迫切,也带来许多难以言表的苦衷。

  到中国不能不“立国于世界”渐成共识后,面临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其实又在“世界”之外的诡论性现实,主张“思必出位”的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为“天下”向“世界”过渡提供了学理依据。在康氏构建的世界秩序中,据乱世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已无夷狄,进入“天下内外大小若一”的层次。前两者属小康,为国别主义;后者则是大同,为世界主义。三世的次序原本依时间顺序展开,不能躐等;但康有为则允许其转化到可以并存于同一时段的空间之中:“或此地据乱,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义取渐进,更无冲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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