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晚清的大逆转在于，朝野双方不仅逐渐承认一个外在的“世界”，其后更努力要融入那个“世界”，并以此为追求的方向。对中国而言，近代逐渐取“天下”而代之的“世界”观念，在时间上是后起的，在空间上也更多是外在的。想要“进入”的愿望和努力揭示出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实际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即中国对“世界”而言更多是“化外”的。
正因这“世界”基本为“他人”所“构建”并控制，所以中国必须先“进入”，然后才谈得上改善地位。一旦进入“世界”成为国家民族追求的方向，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且要反过来获取既存外在秩序的承认和接受。由于两种秩序或体系之间有着极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差异，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承认，势不能不同时对已长期存在的内在体制进行大幅度的、包括一些根本性的修改。 随着试图改善“外人之观听”的努力逐渐从手段向目标转移，近代国家目标的外倾也一步步由浅入深。清季废科举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变动，部分即为了扭转外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稍后修订刑律的一项实际考虑，也是希望借此改变外人之观听，以废除治外法权。清廷进而准备接受以西方为蓝本的立宪体制，更充分表现出愿意并努力在基本的“大经大法”上实行彻底的变革。这些接续的作为清晰地呈现出一种行为模式，即为获取外在体制的接纳，而不惜从根本上修改那些已实施千年以上的既存制度。 与历代的末世朝廷比，或从共和体制的后见之明看，清季朝廷似无太多“倒行逆施”，而辛亥革命恰在此情形下发生。因此，以共和取代帝制的政治变革虽可视为“新中国”在政体上确立的象征，但相关的全方位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结果，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原所认知的居“天下”之中大不相同，就是“中国”自身的内外蕴涵也与此前有了巨大差别，产生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中国之“中”原与其字面意义相关，现基本成为一个指称符号了）。 在其中亦在其外的世界 在近代国家目标外倾的过程中，也出现相应的转变。在地理意义上或人类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接受了外在的新“世界”；但或因继承着“天下”背后隐伏的夷夏之辨思想，他们认知中的“世界”有着很强的文化意味。其最典型的一个表征，就是不少人有意无意间已接受一种两歧的“现实”——空间上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上实在“世界”之外。 梁启超在回顾近三百年思想时，曾特别提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的《瀛环志略》，以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4]实则两书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瀛环志略》不包括中国，而《海国图志》则把中国置于其中。梁氏以此而指代中国士人的世界地理知识，颇有些隐喻的意味。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认知中的“世界”，仍常常体现出类似的歧异倾向：在严格的界定里，中国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未必包括中国。 今日中国大学里的“世界历史”，便仍不包括中国，而人皆不以为异。这对于清季的梁启超，却曾带来触目惊心的惨痛。他那时注意到，“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中国文明虽也被西人承认为世界文明的早期源头之一，但“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唯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连新兴的“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于世界史中，则他也不能不接受中国史“在世界史以外”的现实。梁氏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经过中西文明的会合，20世纪的“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 [5] 梁启超虽在说历史，其实已言及未来；其心中之所思，或许就在当下。那时岂止中国史，就是中国本身，也多半“在世界以外”。他若知道在中西文明进一步会合的21世纪，中国史仍在世界史之外，且是国人的自主选择，不知当作何感想？ 的确，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明显可见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趋势。梁氏在19世纪末承认：“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6]大约同时，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稍后留学生胡适便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慨叹“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若没有近代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或不至于把到外国读书上升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没有中国人长久的文化自负，也不会将北面受学称弟子视为“天下之大耻”。中西新旧之间种种时空的交织演变，都蕴集于一声叹息之中。 这样的耻辱感或许先有积蓄，因一时感触而喷发。由于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标准，既然胜者为文明，被“列强”欺凌歧视的中国，大致已偏于“夷狄”一边，最多不过是“准夷狄”或“半野蛮”而已。到庚子后，张之洞就注意到“各国”那种“华己夷人”的态度，他们“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7]这是近代中西文野互易的典型写照，在时人认知的世界版图之中，“诸夏”已是欧美，而中国不过挣扎于“夷狄”和“野蛮”的边缘。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进入世界”显得更为迫切，也带来许多难以言表的苦衷。 到中国不能不“立国于世界”渐成共识后，面临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其实又在“世界”之外的诡论性现实，主张“思必出位”的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为“天下”向“世界”过渡提供了学理依据。在康氏构建的世界秩序中，据乱世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已无夷狄，进入“天下内外大小若一”的层次。前两者属小康，为国别主义；后者则是大同，为世界主义。三世的次序原本依时间顺序展开，不能躐等；但康有为则允许其转化到可以并存于同一时段的空间之中：“或此地据乱，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义取渐进，更无冲突。”[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