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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文经学言，康有为的出位之思可谓石破天惊，却有助于解释时人认知中“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尤其三世“同时并行”的思路，使“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这一历时性的进程变为一个共时性的描述，不仅“天下”平顺地过渡到“世界”这一现代对应观念，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其实又在“世界”之外的两歧性“现实”也可以理解了，而最终会进至大同的远景又对当时地位欠佳的中国颇具鼓励作用。 当时已近于“夷狄”的中国，要想成为新“诸夏”之一员，似遥不可及，又急不可待。日本式的富强之路，提供了一种仿效的榜样。既然不能一举实现的大同理想，一些中国士人也愿意接受一种分阶段的取向，先仿效日本以成为新“诸夏”之一员。杨度在1907年提出，既然世界各国皆遵循“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的方针，中国也不妨以类似的方式来实现“并立于野蛮世界”的目标。这一向野蛮看齐的取向，被杨氏定义为“世界的国家主义”。[9] 康有为本人也并不反对“诸夏”向“夷狄”转化，甚至希望中国自身强大后反过来置欧美于“夷狄”地位。[10]青年鲁迅在1908年观察到，时人诗作中有着“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的憧憬。[11]可知一旦以强弱分文野，又处在急于追赶的焦虑之下，便很容易游离出“君子固穷”而有所不为的操守，径直堕入“小人穷斯滥”的层次而不觉。（参《论语·卫灵公》）不论从夷从夏的视角看，这都大大背离了对夷狄“修文德以来之”的传统方式，已是名副其实的用夷变夏，显然是西潮冲击下产生的新知。 政治变革往往促进思想的转化，辛亥鼎革即一显例。梁启超在辛亥前曾依据“亚洲”和“世界”这些新来的空间知识把中国史分为上世、中世和近世三段，分别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这一充满想象的分析显然带有很强的“倒放电影”意味，其实就是要通过诠释历史以认识现状，故只有最后的“世界之中国”大致切合于清季时段。进入民国后，梁氏更明确提出“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这一口号。在表述希望之余，也等于承认中国尚不是“世界的国家”，直接因应着中国“世界”外化的现实。[12] 无论如何，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的确是很多中国读书人的持续愿望，也揭示出近代一个重要的特点：许多对内的改革，其实动力在外，或因外在因素而起（其间既有不得不行之被动举措，也有主动推行的所谓“自改革”）。当孙中山在美国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他并未疾速返国参与革命，而是转往英国寻求帮助，以抑制日本。很显然，这位革命领袖充分认识到了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类似思路逐渐形成一个惯性的思维，许多人不仅不反对外在因素的作用，而且欢迎、期盼并试图争取或促进外在因素对内部事物的影响。 国人的思想资源也出现外向的大逆转，甲午前后还常见以《春秋》和《万国公法》比对的讨论，庚子后已很少有人视《春秋》为解释国际秩序的一个选项了。经辛亥特别“五四”的发展，思维渐成定式，即宗仰以“万国公法”为表征的世界体系。在相当广袤的土地上由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所共遵的政治体制、政治秩序或政治生活方式，就这样逐渐淡出后人的心胸，不复为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资源。此后中国人关于“国家”和“世界”的讨论，大都建立在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学理基础之上，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 中国走向什么世界 钱穆曾说，“西方人重外不重内，知变不知常”，是“因他们的历史，都在小圈子之内，自应重外；精神用在外面，内部自多动乱”。钱先生的概括是否确切暂不论，国家面积小则更重外事，似大体不差。一是面积小则很容易看出去，稍移动已出国，安能不重外事！享誉欧洲的兰克史学即以外交史为重镇，非无因而至。中国的春秋战国期间亦然，彼时特别强调入境先问俗问禁忌，乃多国并立时代的基本关怀；孔门四科之中有“言语”一科，即专司今日所谓外交。另一方面，若国家目标外倾，则幅员广阔和历史悠久，都可能成为不利大于有利的因素。 这样，中国近代史上一大问题就是，眼光已经向外，却不能只重外不重内；历史太悠久，也无法仅知变不知常。梁启超在民国初立时曾说：“今日世界作何趋势？我国在世界现居何等位置？将来所以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者，其道何由？”这是每一国民时刻都应关注和思考的问题。[13]想要“进入”世界，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其实就是要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进而提倡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他以前曾指责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那时却主张“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且当托庇在国家底下，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力，对“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4]可以看出，从梁启超早年所说的“世界之中国”，到其后来希望建立一个作为“世界的国家”之中国；从杨度的“世界的国家主义”，到梁启超的“世界主义的国家”；其间既呈现明显的继承关系，又有较大的不同。其中一个关键，即“世界”或可以不包括中国，而“世界主义”多数时候是涵盖中国的。 这样一种从“世界”视角看自己“国家”的取向，也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包括毛泽东、张申府、周恩来等早期中共党人在内的一些中国读书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新见——中国问题应寻求一种世界的解决。当然，梁启超大体接受现状，并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路回归，视角偏于由内向外；而中共党人想要整体推翻现状，在获得新理论武器后，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为一体，反更强调由外向内。 蔡和森便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来认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他在1921年说，“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世界已经一体化，“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所以，“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