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也表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不能仅仅依靠银行，还要拓展融资渠道，开发典当业等金融服务业作为补充。
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则呼吁，应尽快制定《典当法》，为中小企业便捷融资提供法律支持。
困，不仅仅是资金
机会有了，但典当是否真正能成为顺利的融资渠道，不仅仅是大众的顾虑，也是典当业内面临的难题。
目前，国内所有典当公司总注册资本大概63亿元，相比银行业，典当业的规模很小。而且典当行不能吸收存款获取资金，大部分典当行也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所有的运营只能建立在资本金基础之上。“典当最大的掣肘就是成本比较高，我们叫典当的基费，其实就是银行的贷款利率，可能一个月相当于银行的半年或者更高这样的利率，这就造成典当行业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北京四大典当行之一的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官董伊告诉《环球财经》。
同时，典当行对客户的信用要求几乎为零，所以‘认物不认人’依然是典当行一贯的运营模式。我国的典当行和国外不同，普遍的典当行主营业务还是三大主线——房产抵押贷款、机动车质押贷款以及民品典当（房产占50%~55%，汽车大概在30%~35%，剩下是民品部分业务，10%~15%。）。这样就造成传统业务比重大，虽然风险很低，但资金占用率高、利润低下。
虽然运营模式不能改变，但资本可以积累。钱少并不可怕，不被认知才是典当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现在除了银行以外，大家能想到的融资手段途径有很多，相对于公开的、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也有很多，大家选择的角度也很多。但典当行没有成为很好的融资渠道，实际上跟文学著作或者历史的宣传有关，大家把典当“妖魔化”了。即便是现在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其实，我们现在从业务类型、运营手段、管理方式上完全是一个现代企业，可以说，是一个‘类金融’行业。”宝瑞通典当行房地产经营中心执行官徐云鹏说。
除此之外，目前，除银行以外的其他方式融资市场还不太规范，典当业面临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竞争压力。数据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上，占据50％~60％份额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及相应的民间融资机构；30％~40％份额被银行占据；留给典当行业的份额仅剩不到10％。此外，从2010年3月开始，北京、上海、成都、天津4个试点城市获批的消费金融公司也陆续开始正常运营，其简便的贷款方式也给典当业带来了挑战。
随着典当业的迅猛发展，经营范围已由动产延伸至财产权利、不动产等，但典当无法，成为典当业迫切的需求。除了立法，典当行业更希望多得到一些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务院在2009年９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当补助”。 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官董伊告诉《环球财经》，希望这些政策能尽快落到实处，给典当行业一些实实在在的鼓励。
变，以复兴
“穷则变，变则通”，金融危机对典当业来说会产生洗牌效应。另一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仅北京地区中小企业就有800亿的融资缺口。800亿。对于典当业是商机，但要想“抢食”蛋糕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典当行融资靠的就是方便、灵活、快捷。要做的，就是银行不想做或不能做，而企业和普通群众又有需求的。很多企业和个人或者因为急需用钱，而一时又无法从银行融得资金就想到了找典当行”，这种定位也成了典当业业内的共识。
此时，降息首先成为大多数典当行增加竞争力的首选（通常，典当行的贷款利率要高出央行基准利率15%~30%。）以宝瑞通典当行为例，2010年3月份，宝瑞通启动了为期3至6个月，名为“春雨行动”的降息计划，将典当息费大举降低10%~50%（此前房地产类业务息费是3.2%，机动车名品就是4.7%），降低典当融资门槛，为中小企业服务。
“其实降息每个典当行都在实行，我觉得不是在抢蛋糕，而是一起在把蛋糕做大，这个市场足够给很多企业去分。”董伊如是说。
相对于800亿的市场份额，北京大大小小的典当行也不过207家。但降息只能作为“招揽”客户的一种方式，复兴典当业，典当行还得从自身做起。
华夏典当行以“融通方圆，盈享天下”为经营理念，创设了完善的典当贷款流程和风险控制模式。华夏典当行不断地进行新业务品种的研发，拓展新的客户群，引导了北京乃至全国典当行业的业务模式创新，被业内称为“华夏模式”。
宝瑞通也自主研发了“典当综合业务操作系统”并上线应用。此外，宝瑞通与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联合打造了一款“典贷通”，客户以自有或第三人拥有的享有完全产权的房产作为抵押，可先行办理典当借款（12小时内资金到账），同时由典当行协助客户进行银行贷款申请，最短7个工作日即可获得批复，转为银行贷款。这样的时间效率，对中小额贷款者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诱惑力。
在中小企业银行融资难的当下，典当行业在“解燃眉之急”方面，冲到了前线。风投被为“天使”，典当行业也被称之为“天师”，但这一“特殊”行业的命运如何，最终还是要在市场行为中去验证。
典当行的前世今生
□ 本刊记者 刘艳涛
如果没有史书的记载，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典当行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更想不到它竟然是从佛家的清净之地——寺院中衍生出来的，而最初的经营者是看起来与商业毫不搭界的僧侣。
根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寺院数量众多、实力雄厚，占有众多的房舍、土地、金银，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需要靠当东西度日，于是典当业就在“普渡众生”的寺院里悄然而生了。这一时期只有寺院做典当生意。就如清代吕种玉所说，作库质钱取利，“唐以前唯僧寺为之”。也因此，那时的典当行一般称为“寺库”。人们将自己的物品到“寺库”去“质钱”。而这种形式就是现在典当行的前身。
随着历史的更迭，行业也随之变化。典当行业也经历了兴起—鼎盛—没落到新兴的过程。
佛寺典当经营活动的兴起和普及，典当也由佛教寺院走向社会。到了唐朝，由于工商业的兴起，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而使典当业迅速兴盛，成为古代金融业的源起。这个时期，出现了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一个专门从事以物质押借贷的行业——典当业逐渐形成。
清早期的典当业达到鼎盛时期，资本从数千两至数万两银不等。当时的典当业几乎被山西、陕西商人和徽商所垄断。内务府曾在北京开设官当铺十几处，地方当局也有由官员自行设典生息。国库和地方各库官款经常拨出一部分发交典当商生息。大官僚大商人投资开设典当牟利的，也是屡见不鲜。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曾将本银10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经营典当；乾隆朝大学士和珅拥有当铺75家；光绪时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有当铺20余家，分设各省。
由于典当行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 1956年初，中国的私人典当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一些城市中，它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分支行领导下的专门办理小额质押贷款的独立经营机构——小额质押贷款处。至此，典当行业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
此后，典当行成为城市中最不易被发现的场所之一。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典当业，不久典当行又重新遍及中国。近年来，由于人们日益追求资金融通的方便性和快捷性，加上典当行的商品范围日益扩大，典当行反而逐渐浮出水面。相对封建社会时期面向走投无路的穷人的典当行而言，现在出入典当行的多为衣食丰足者，一些善于理财的时尚中人已经成为当铺的主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