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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科学家就应像爱因斯坦一样胡子拉碴、蓬头怪相的模样；大凡思想者必有深邃凌厉的目光，看透尘世俗相，直抵生命本真。我发现，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第一次见到摩罗老师，我感到很吃惊，他给我的印象不是深沉得忧郁，而是阳光得可爱。
早在上世纪末，北大三杰出版了一系列思想随笔集，震撼不少知识青年的神经，引发全国大学生的共鸣。鲁迅曾盛赞晚唐三子（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小品文“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彰北大三杰并不过分。在朦胧诗退潮后，北大三杰横空出世，恰好填补了大学校园的这段精神真空期。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正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和大多数70末、80初生人一样，我在大学时代领略摩罗的思想震撼力，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一个着迷于死亡情结、反叛怪戾的爱伦坡式的人物。
然而，当我与摩罗熟识之后，不仅被他的思想震撼力所折服，更被他的坦率真诚所吸引。他其实不是一个咀嚼耻辱“孤独求败”式的人物，更是笑看人生、达观生活的真诚朋友。
今年伊始，摩罗推出新作《中国站起来》饱受争议，甚有同学站在道德制高点，故作痛心疾首之状，宣布与他绝交。尤其荒唐的是，一些网友只看书名遍骂。面对扑面而来的批评甚至谩骂，我颇感不平，每每讲给摩罗老师听，他总是报以微笑，不愿意以恶意揣摩别人，想必那些读者需要时间才能理解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误解。印刷厂的朋友将印好的《中国站起来》送到社里时，激动地跟我说：“本来我们只注重图书印刷质量与工艺，对图书内容比较麻木，但是《中国站起来》很不一样，深深地吸引了很多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都是80后的年轻人，大多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在书成形后争相传阅、热烈议论，都说这是一本好书，长咱们中国人的志气啊。”
一次我跟摩罗、孔庆东一起吃饭，孔老师说：“交朋友首先看人品，看是否真诚。”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孔庆东义无反顾地支持摩罗——因为摩罗是一个真诚的可信赖的朋友。
在新书发布会上，好友刘震云惊讶于摩罗的思想转变，直言对他的转变的好奇心甚过对这本书的内容，但始终相信摩罗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刘仰则说得更为透彻：“我认为摩罗十几年来发生的转变，是时代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在当今世界，我们既需要反对国家不合理地伤害个人利益，也需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以保护个人利益。”
惟有真诚，方能永远。摩罗从自由主义者转变成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丢掉真诚的品性和学者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说：“我接受五四以来的教育，本来一直认为西方是乌托邦，穷人都有饭吃，人人平等。达尔文打破了我的这种幻想，让我窥见真实的西方殖民史。达尔文在书中谈到某岛的人类种族灭绝问题，归因于外地人带来新的食品，破坏了当地的生物链，导致无法生育。其实，西方殖民者的屠杀才是真相。作为人文学者，达尔文如此避讳殖民的歪曲解释让我太震撼了。原来，我们以为搞人文学术研究的人都是有良心的，其实那些人的良心被狗吃得更糟糕。达尔文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坚决不承认殖民对当地的危害，坚持认为自己是传播文明和进步的。”摩罗自述从被洗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何其沉痛也。所以，他心无旁骛地研究西方殖民史的真相，试图找出100年来中国人精神大崩溃的根本原因。
我想，摩罗的思想转变，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浮沉，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错愕与醒来之间纠缠的过程。从鼓吹个人自由与权利到关注民族大义与安危，摩罗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与潜伏在神州大地的洋奴势不两立。从此，坚守中国立场的“中派”知识分子，呼之已出，兼顾左右，心系民族，情牵苍生，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民族主义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罪恶，鲁迅不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鲁迅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俯首甘为孺子牛”；摩罗因为要“站起来”，“咀嚼耻辱”，所以“呐喊挺起脊梁做大国民”。让自己咀嚼耻辱，让别人享受阳光，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才是摩罗的真诚夙愿。面对一个真诚的朋友，面对一片赤子之情，谁忍心去误解、去谩骂、去抹黑呢？至少我不敢。
（本文作者为长江出版集团编辑、《中国站起来》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