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是“无边界的”，世界是“平坦的”——在西奥多·莱维特（代表作《全球化市场》）、托马斯·弗里德曼（代表作《世界是平的》）等人的鼓吹下，国家和地域之间的差异和限制似乎已经变得不再显著和重要，各个角落的人群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全球化浮现的各种机遇。对此，IESE商学院教授潘卡基·格玛沃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并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证：广泛的观察和案例分析表明，国与国之间文化的、政治的、地理的鸿沟仍然存在，地缘经济的差异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战略。 国际商业的一些新动向表明，地缘优势依然是跨国经营中的重要因素，这对格玛沃特的观点形成了有力的支持。例如，AlixPartners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中国制造产品的平均价格比墨西哥低5%左右，到2009年已经高出20%。这使许多跨国公司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回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另一个变数是维修和设备更新成本。对于复杂的电子产品，这种成本可能会更高。Celestica公司的安德拉德说，像电信交换机、电脑服务器这类高端电子产品的生产已开始向美洲回归，这样供应商就能更靠近美国用户。而印度的塔塔咨询公司（TCS）则加速了对美国、欧洲IT服务公司的购并，例如以5.5亿美元收购花旗集团旗下商务处理外包子公司Citigroup Global Services，以求用更近的距离服务客户，增加自己产品与服务的价值。 格玛沃特的理论说明，印度在软件外包、钢铁等业务，相对于中国企业在欧洲和北美的国际化进程中更有竞争力，主要是基于他们同北美和欧洲企业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相对较低。WTO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但中国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也说明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的融合，缓冲了欧美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既然“半全球化”才是当前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那么企业应当如何分析自己面临的竞争环境，并制定相应的制胜方略？就这一关键问题，我们请格玛沃特教授阐述自己的见解。 “半全球化”的战略环境 记者：您在获得年度“麦肯锡奖”的文章中讨论全球领先者的区域战略，并提出“半全球化（semiglobalization）”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提出的基础是什么？对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有何影响？ 潘卡基·格玛沃特：人们往往将国际市场的看法极端化，一种是认为各国市场是完全孤立的，另一种是认为各国市场是跨界整合的。但回顾一下各国市场整合的经济历史就会发现，这两种看法都不全面，所以我提出“半全球化”这一概念，描述国际间市场整合的不完全状态。更具体地说，就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过去十年中已连创新高，但仍远远低于经济理论中完美融合的理想状态。“半全球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个对全球跨国经营环境的思考框架。它还呼吁企业要注意地点的重要作用，全球战略与一般的公司战略或主流战略不同，正在于国际企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点上的特殊布局。全球战略的功能，也主要表现在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的跨国界整合；从“半全球化”的另一面看，就是如何利用跨国界整合中的障碍，扩大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 记者：这副全球化的图景有点像中国的易经阴阳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似乎更热情地推广“世界是平的”的观点，您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反驳了这种观点。但从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看，似乎更表明了全球化的影响力？ 潘卡基·格玛沃特：你看看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是加拿大，第二是墨西哥，这两个国家都与美国接壤。我的数据表明，两个国家如果有共同的殖民（或被殖民）历史，双边贸易会增长188%；如果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边界，双边贸易会增长125%；如果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货币，双边贸易会增长114%。这些都说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都深刻地影响着跨国界整合。距离越近，整合越容易；距离越远，整合越困难。“世界是平的”观点，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可以说只是一种对全球化的信仰。全球化是有极大的影响，但现在还远不到时候，而且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个世界更加错乱，全球贸易、投资会更加崎岖不平。 全球化使距离缩短但不太可能消失。美国与加拿大相邻的界线号称是全球最长的边界。按理说这两个国家在语言、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相似性，彼此间交流应更胜他国，藩篱不该是问题，但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正式生效前，加拿大境内贸易的规模足足是对美国际贸易的20倍。 等到NAFTA终于在1988年启动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加拿大境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比例才终于下降到10比1；2008年协议满20周年时，其境内与对外贸易的差距仍维持在5比1左右。而且这个统计数字涵盖范围仅限于商品，如果加上服务的话差距还会更大。 我在2007年就预言“2008年最大的全球化故事将是：世界迅速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步骤将放慢，人们将认识到更多的动荡和不确定性”。这个预测现在依然有效，全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去年20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设定2010年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目标，从您的这一观点出发，现在很不乐观。但去年欧盟与韩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初步协议，您认为WTO的框架更有利于全球化，还是欧盟与韩国这种双边协议更容易改善跨国市场整合？
潘卡基·格玛沃特：有胜于无吧。双边协议可以加速区域个别市场间的相互整合，虽然这种整合的结果可能反倒给全球统一的框架设置障碍，因为受益于区域个别市场间整合更容易算计，而受益于全球统一的WTO框架反倒要受多方利益博弈的制约。我的研究表明：共同的贸易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货币、共同的边界、共同的殖民地传统，都会极大地促进双边贸易与FDI。区域经济的整合速度未来可能快过全球的整合。 企业的应对方略 记者：在这种更加崎岖不平的复杂世界里，企业应如何制定战略？ 潘卡基·格玛沃特：不可否认，通信科技的进步的确削减了通信费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地理的距离仍旧影响企业的运营，看看Google在俄国受到的待遇。沃尔玛模式在海外复制最成功的例子也不过3个地区：加拿大、英国和墨西哥，这三地不是与美国有地缘关系就是文化相近，但沃尔玛进入德国后就水土不服，最后不得不出售离场，沃尔玛在韩国、中国的利润率也很低。距离美国阿肯色总部越远，沃尔玛的运营利润率就越低，这说明沃尔玛应该深入了解不同市场的独特性才能与当地业者竞争。 为此，我建议企业：第一，构思一个正确的全球战略框架；第二，将这一战略贯彻到企业的各个职能领域（例如研发、制造、营销、渠道等）；第三，对非市场战略要像市场战略一样重视；第四，对全球化要考虑其各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不能挂一漏万；第五，努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全球化的方向。 记者：沃尔玛购并了一家中国本土零售企业，但整合不佳。您在《决胜于半全球化时代》一书中提出了一些方法与策略，这些适合中国企业吗？中国企业目前大量收购海外资产，您认为中国企业目前最紧迫需要的全球思维是什么？ 潘卡基·格玛沃特：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不能根据本国的基准，或者根据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准来制定战略。中国企业可能要交许多学费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在国际购并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看能否通过并购创造价值，这也是我提出的“ADDING模型”的要义：扩大规模（Adding volume）、降低成本（Decreasing costs）、差异化(Differentiating or increasing willingness-to-pay)，增加产业吸引力与谈判能力(Improving industry attractiveness)，优化风险(Normalizing risk)以及创新知识(Generating knowledge)。 关于企业在半全球化竞争环境中的战略选择，我在书中阐述了“3A模型”，即适应差异的适应战略（Adaptation）：在国际化中善于调整业务架构，快速适应当地市场的特殊需求；克服差异的集群战略(Aggregation)：通过国际标准化实现区域的集群优势，赢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善于专业化，开发不同国家的多元化优势，从各国市场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中获利的套利战略(Arbitrage)。 （记者附注：华为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可以说是贯彻3A战略的典范: 适应战略：让第一线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决策权，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集群战略：借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模式，对片区进行管理,用全球化的视野，对战略实施进行组织与协调，灵活调配全球资源，使用“蜂群”的迅速集结与撤离的一窝蜂战术对重大项目予以支持；套利战略：在海外市场萎缩的背景下，华为适时加强了中国市场，使其成为业绩持续增长的顶梁柱，超越了多年的竞争对手。） 全球化的未来 记者：你如何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未来走向？印度未来将比中国有着更高的“人口红利”，将有更多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是否将抢占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潘卡基·格玛沃特：看看中国周边，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韩国是全球第十三大经济体，香港就更不用说了，真是让所有发展中国家羡慕啊！至于印度，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这么多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国家围绕着她，这使它很难利用地理优势。 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增加财政支出，是否可能加速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你怎么预测未来？ 潘卡基·格玛沃特：我没有水晶球，无法告诉你未来三年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这次经济危机最大的危险在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动用大量的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从而背上极大的债务，需要许多年才能平衡预算，这也使我不看好美元的前景。 记者：美国的居民该如何应对美元的走跌呢? 潘卡基·格玛沃特：我建议你们购买美国房地产。 潘卡基·格玛沃特教授 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毕业于哈佛学院应用数学系，从哈佛大学获得商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职于麦肯锡公司（伦敦办公室），1983年起到哈佛商学院任教，于1991年成为哈佛商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2006年起，格玛沃特到西班牙IESE商学院任全球战略讲座教授，研究重点为全球化和企业战略，在IESE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开设全球战略课程。
